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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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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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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民举 :基督教入华年代管见--儒家基督徒的脚踪  

2016-11-06 23:01: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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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举 :基督教入华年代管见

                                      

基督教入华年代管见

     作者:李民举

 


基督教是何时传入中国?依据《景教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简称),一般把这个时代定在初唐时期。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迹象显示,基督教传入中国很可能要早於唐朝。西元五四七年,杨衒之撰写《洛阳伽兰记》一书,其中有一处记载到: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於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庑连甍,一千余闲,厅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叠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耕耘纺绩,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1

这段文字,内容不算深奥,但由於涉及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理解比较困难,所以在解释这段文字之前,应先回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

南北朝时期背景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起了军阀混战,进而出现三国鼎立,直到西晋司马氏的短期统一,中原黄河流域经历了百余年的战争,人口急遽减少。军阀为了补充兵源,徵召边疆少数民族参战,从而导致了更大的混乱。自从西晋灭亡以後,原来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例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向内地发展,先後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其中鲜卑人,原先活动在东北地区大兴安岭一带,在征战中逐渐向南发展,并且强大起来,其中一支以“拓拔”为氏,在首领拓拔涛的带领下,於山西大同建立了一个政权,名为“代”。这个政权在发展武力,不断征战的同时,对宗教也特别关注。佛教、祆教等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在大同郊外,开凿了著名的云岗石窟。
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汉文明,对鲜卑人也有很强的吸引力。尽管一些鲜卑首领人物极力反对,仍然挡不住鲜卑人汉化的洪流。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後,为了与汉文化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决定把都城向南迁移到今天的河南洛阳,鲜卑政权从此改称“魏”,历史上称
“北魏”、“後魏”、或者“元魏”,以别於三国时期曹操父子建立的“魏”。中国的经济文化在饱经战乱後,得到较快的恢复,并且出现了新局面。
北魏政权发源於欧亚大草原的东端,这个广袤的地区,便於骏马奔驶,是联系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通道,所以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北魏时期进入了新时代。《魏书》记载:“自葱岭以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考古学发现了相当多的文化遗物,例如玻璃、金银器皿、货币等,其中不少是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产品。
北魏时期,宗教繁荣的局面远远超过从前,佛教进入极其繁荣的阶段,继云岗石窟之後,在洛阳龙门开凿了更大规模的佛教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并称为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三大宝库。三大石窟中的两个,都是鲜卑人开凿的。同时其他宗教,例如祆教、摩尼教等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把所有的外来宗教通称为“佛教”,僧侣概以“沙门”称之。我们注意到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大量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例如有经书中,把耶稣穿的衣服翻译成“袈裟”,称耶稣为“佛”等等。北魏宣武帝,名元恪(499~515年在位),所建的“永明寺”,就是为了方便各国僧人居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来自大秦国的僧侣。北魏末年,战争频繁,洛阳一带变成了战场,宗教盛况一去不复返,很多寺院沦为废墟,杨衒之的《洛阳伽兰记》就是作者在洛阳凭吊古迹而留下来的
纪录。与《魏书》相距仅十余年,因此《洛阳伽兰记》的记载相当可靠,受到了古今学者的重视。成为今天洛阳汉魏故城考古研究中,推断古代遗迹的重要依据。

解析《洛阳伽兰记》
下面分析《洛阳伽兰记》记载的内容:
文中提到 “宣武皇帝”、“世宗”是同一人。就是“元恪”,前者是他的諡号,後者是他的庙号。
文中的大秦国就是罗马帝国,早在西晋时期,鱼豢《魏略》一书中就记载了“大秦”国境内一些地名:乌丹,即雅典;乌迟散,又名阿荔散,即埃及的亚历山大。相对而言,《洛阳伽兰记》中的记载比较简略。只说大秦位於最西边,人口稠密,文化发达,差不多赶上中国了。
这段话,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
永明寺,是宣武皇帝创立的,位於大觉寺的东面。当时洛阳宗教盛极一时,异国他乡的僧侣们,都来这里传教。他们携带法器和经书,到了这个人间乐园。宣武皇帝就建立了这个寺院,来安置这些来自远方的僧侣。寺院里面房屋鳞次栉比,总共有一千多闲,院子里面栽种有竹子和松树,遍地种植奇华异草。僧侣总数,一共有三千多人。西域的僧侣中,有来自大秦的。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那里的人民耕种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会纺织衣物,旷野中居住的百姓很多,城邑中房屋密布,他们的服饰车马,严整有序,可以同中国媲美。
《洛阳伽兰记》的这段记载,从来源上看,应当直接源於大秦僧侣的介绍,与《後汉书》抄录《魏略》的情况不同。《景教碑》关於“大秦”的记载,不是作者景净本人的见闻,而是依据中国的文献,“西域图经”和“汉魏史册”,主要指的是《魏略》与《後汉书》。由於《後汉书》主要是抄录《魏略》,所以《景教碑》的记载,依据的是《魏略》,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唐朝的景教,起源於中亚木鹿(Merv)一带,有一定道理。《景教碑》的作者景净本人可能没有到过大秦。《魏略》中的一些内容,後来被道教融摄,例如,大秦国设置三十六将,管理国家事务。《老子化胡经》记载为“三十六人计弟兄,路出北阙云中翔”。北阙,是北阙甲第的省略,本来指的是汉朝都城长安的情况,皇帝居住在未央宫,位於长安城的最南部,未央宫北门立双阙,称为北阙,与皇帝
关系密切的人住在那里,非常荣耀,地位显赫。《老子化胡经》的三十六弟兄观念,显然来自《魏略》关於大秦三十六将的记载。《魏略》中提到大秦国王“日游五宫”的问题,应当就是後来把关中景教寺院称为“五圣堂”的起因,《西游记》中的“五庄观”的描述,显然起源於此。(关於《西游记》的作者,很可能不是施耐庵,应当另有其人,笔者这个看法,与目前日本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一致。)
毋庸置疑的是,这时大秦的宗教就是基督教,这系统的基督教很可能直接源自罗马或拜占庭。与唐朝的景教可能不是同一个系统。

《景教碑》没有记载之因
那么,为什么《景教碑》并无提及此事?原因可能是,从北魏末年到唐初这一百多年内,战争过於频繁,先後出现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朝代,虽然隋朝建立了统一,但是不过三十多年就灭亡了,离乱纷纷,基督教向东方传教的历史被打断,後代无法记起。当然,也可能两个教派系统不同,景教属於聂思托理教派,与罗马系统的基督教不同,甚至处於对立,所以可能《景教碑》作者明知基督教在北魏时期已传到中国,但是不愿在碑文中提及。
可见,基督教在北魏宣武帝时期就已经传到中国了,标志性的事件是洛阳城中永明寺的建立。这个比《景教碑》(西元781年立)记载的“贞观九年(西元635年)”阿罗本来华的时间要早一百二十多年。
纵观当时,尽管中国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基督教在耶稣大使命的引领下,宣教士们冲破艰难险阻,到中国传播福音。南朝齐永元元年(西元499年),有个名叫“慧深”的僧侣,到达荆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慧深的扶桑国,从中透露出了鲜明的基督教资讯,慧深本人应当是基督教宣教士,他在荆州的活动,与基督教僧侣(大秦沙门)在洛阳的活动,交相辉映,说明当时基督教对中国的宣教活动,正处於黄金时期。
有人认为,自从唐武宗灭佛後,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消失了。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唐朝以後,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景教在中国的记载。但是推测毕竟是推测,试想假如没有《景教碑》的发现,我们会怎样看待唐朝的景教?这里存著怎样识别材料的问题。实际上唐朝的景教与来自西方世界的王公贵族有关,《景教碑》记载,当景教受到冲击时,“金方贵绪”(就是西方的王孙贵族)向唐朝宫廷施加压力,从而保证了景教的地位。这是在盛唐时期的现象,到了唐武宗,唐朝的力量已经衰落,能不能推行划一的政策,值得怀疑。我认为至少关中和西北地区的景教并没有受到冲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西北少数民族中间。
由此可见,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决不会晚於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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