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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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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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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官钧年代新说”的提出  

2016-11-06 23:00: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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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官钧年代新说”的提出

中国陶瓷史有望重写

作者:李民举
关键字:北宋钧瓷,官钧、宋钧, 花石纲,钧州,禹州,考古学,陶瓷史
    2006年11月10日晚,往返驱车80英里,到ACTON 城大波士顿地区华人圣经教会,作了题目为“基督教信仰的客观性”演讲。回到南翰墨村(汉密尔屯)已经凌晨。余兴未息,上网浏览近期国内学术动态,发现当日深圳官钧学术研讨会开幕的消息,心中更是高兴。虽然我远在万里之外,不能躬逢盛会,但是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
    十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重新浮上心头。当时我刚刚毕业,留校任教,我的女朋友也就是今天我的太太在南开大学读书,我们能够在一起卿卿我我的机会很少,空余时间很多。社会流行的一句话是“傻得象个博士,穷得象个教授”。大家心里很迷惘,尤其象我这样的年轻人。挣钱吧,没有路子,做学问吧,耐不住性子。整天想着的就是打麻将啦,跳舞啦这些事情。我打牌技术手臭,没有人乐意拉我入伙,舞姿简直就是惨不忍睹。我钻研学问,很大程度上是借此打发时光。
    我的老家是河南禹州,古称钧州,我想读一读《万历钧州志》。只有宁波天一阁和中科院图书馆有藏本。北大、北图都没有。惆怅之余,把钧瓷的有关资料收集了一下,当时的动机就是为了熟悉资料,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为中国陶瓷历史的研究,翻起一个滔天巨浪。
    我首先考察了北宋晚期的“花石纲”问题。如何查对史料,从文献记载中梳理出真实的历史,这是宿白先生和王永兴先生教给我的基本功。宋学大师邓广铭先生在这方面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课程、演讲,我几乎是场场必到。我选择“花石纲”问题,进行考察,主要的动机是练一练从各位先生那里学来的真功夫。没有想到,这一练不要紧,问题出来了。原来我们讲的陈设类钧瓷(统称“北宋钧瓷”,或者称为“官钧”、“宋钧”),与“花石纲”问题毫无关联。于是我开始怀疑所谓的“宋代钧瓷”可能不是北宋所造。
    在研究陶瓷史问题上,我比同行的优势在于我对于陶瓷工艺技术比较了解。我的老家本身就是陶瓷产区,我的童年是在陶瓷工场中长大,所以对于陶瓷生产的工艺问题,耳濡目染。另一个别人不能比的优势是我的四伯父李国桢教授,是成名很早的陶瓷科学家,在陶瓷技术方面给了我很多指教。他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他在中央研究院担任见习研究员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主持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的业务工作。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每逢周末,常去他家陪他聊天。他总是如数家珍的同我谈起家乡悠久的历史文化,指着他的常年积累的数据说,你看钧瓷了不起,各项指标到这里就呈现不连续状态,是一个质的飞跃。他也许没有料到,这些标本的年代断定方面出了问题。花石纲问题研究的初步结果,让我很快联想到在李国桢先生家看见的一批不连续数据。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也许这批瓷器根本不是北宋生产的。
    有了这个大胆的假设,跟着而来就是小心的求证。需要认真分析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74年钧台窑发掘的原始报告,也需要仔细分析历代钧窑文献。只有这两个方面都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才可以对官钧进行年代的年代问题重新推断。
    钧台窑遗址的发掘工作,是1974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先生主持的。我们看见的,只是发掘简报。不知道什么原因,完整的报告至今也没有出版。然而即使如此简单的报告,也足以使我对自己的假设深信不疑。因为遗址中和官钧残片共存的遗物,具有明显的金元风格,就是磁州窑风格的彩绘瓷器残片。那么,地层的年代决不会早于元代。虽然说包含物的年代可能会早于地层的年代,但是一般而言,不会差的太远。
    这样的结论从理论上讲,已经完全成立。但是另外一个小小的问题,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就是遗址中出了一枚“宣和元宝”钱范。围绕这枚钱范,我和宿白先生展开了多次讨论。宿白先生认为铸钱业需要冶炼铜料,而铜正是钧窑釉料中的着色剂,所以这枚钱范,是官钧北宋说的关键。这是我同宿先生第一次讨论的结果。从宿先生那里回来以后,我开始查阅北宋铸钱资料。最后结论是北宋时代,河南禹州根本就没有铸钱监的设立。当我将这个结果汇报给宿先生的时候,他说,会不会又这种可能,就是在禹州只生产钱范,然后把钱范运到铸造钱币的地方。我不能回答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我心里认为,第一,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应当有一批共存的钱范出现, 而不应当仅此一枚。第二,钱范随处可以烧造,并且笨重,不值得长途贩运。后来,在论文定稿的时候,我又将历代钱谱对照了一下,发现这枚钱范如此特别,产生了怀疑这枚钱范的真伪问题。宿白先生这次严肃的告诉我,不能轻易否定考古现象,于是我在最后的稿子上加了这么一句话“笔者无意否定这枚钱范作为考古资料的真实性”。从考古学理论上说,即使是这枚钱范完全真实,也不能足以证明钧台窑遗址中的官钧残片,就是北宋遗物。理由很简单,断定考古地层的年代只能以最晚的包含物确定。这一系列地层的包含物中,有不少元末明初的东西,所以知道地层的年代也在这个时候。官钧残片的年代不晚于这个时候,但是会早到什么时候,考古发掘资料本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证据。围绕着钱范问题的讨论,我对宿白先生考虑问题的严谨有了深刻的认识,宿先生也是通过这个事例来教导我如何作学术研究。
    接下来就是整理历代钧窑文献。北大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让我能够尽情翻阅。查到《宣德鼎彝图谱》一书的时候,我就把书中的涉及到的所有人物资料整理了一遍。因为我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个重大发现,有可能钓到一条大鱼,一点马虎不得。邓广铭先生曾经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提到,当年他研究宋代词人辛弃疾时的方法,利用地方志详细查阅每一位相关人物的事迹,结果收获颇丰。我查的文献,不是地方志,而是《明实录》《明史》以及《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明人文集,当然包括了明代吏部尚书马文升的文集,这位禹州籍人物,就是我家乡戏剧中常常出现的“马天官”这个角色。这样一连几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书海中畅游。我终于得出结论说,把官钧定为北宋的最早文献是《宣德鼎彝图谱》,而这本书本身,是明代人伪造的。这真是让我异常兴奋。
    到此为止,官钧时代“北宋说”的提法,已经被我完全否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批文物的年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考古学分期断代,主要依据是考古地层学,如果没有地层为依据,只好依据造型风格推断。我对照了元末明初的一批宫廷文物,发现造型基本一致,因此就把它们的时代定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公元十五世纪。
    2005年,上海博物馆采用最新的热释光断代技术,分析馆藏官钧样品的年代,结论同我靠器形对照法得出的结论完全吻合。
    最近,有的报道说,如果我的结论成立,中国陶瓷史有望重写。其实,当1992年夏天,我在北大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办公室里将论文定稿送到宿白先生那里的时候,就知道中国陶瓷史的这个关键章节就要重写了。为了尽量将这个问题局限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避免媒体过分炒作,从而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影响。我采纳了宿白先生的意见,决定在北大考古学系内部刊物《考古学研究》上发表。没有想到,这本论文集子直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那时我已经来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赵丽萍女士曾寄给我一份《考古学研究》样本,那已经是1998年夏天的事情了。没有想到,最近几年,有些媒体还是在炒作这件事情。作为这件事情的当事人,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详细情形讲出来。我自己的声誉无关紧要,各位师长栽培我的学恩,则需要提一提,否则一味沉默下去,良心不安。
    “官钧年代新说”的提出,开始于1991年秋天,到1992年夏天完稿,前后大约化了一年的时间。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的正确与否,我先后曾经化了数年的时间,直到我来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我反复问我自己,这样说可靠吗?有没有反面的证据?我不停的找啊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足以驳倒我自己的论据。1997年春天,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曾经把其中的甘苦,告诉给学生们。并且鼓励学生们发现相反的证据来。这么大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能够下结论。1998年春,我就这个问题同哈佛大学艺术史系的罗伯特?墨瑞教授交换过意见,他是欧美学术圈里面专攻中国陶瓷的知名学者,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我对于“官钧”问题研究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利用考古报告,推翻发掘者的结论,这是考古学史上罕有的例子。第二,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一个关键章节。与此相联系,相关的许多重要论著的相关章节都需要重写,比较著名的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等,近年也有一些大部头的通史类著作问世,“官钧”问题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错了,盼望再版的时候能够修改。其他有关中国艺术史方面的论著,例如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图集《中国美术史》关于钧瓷问题的解说,也需要改正。当然,最需要修改的的就是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这本巨著完稿于八十年代初期,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曾经在北京香山召开过两次重要的国家级学术会议,汇集了全国从事陶瓷科学技术和考古方面的专家。由夏鼐先生、李国桢先生负责牵头工作,具体实施是由大名鼎鼎的陶瓷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先铭教授完成。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中国陶瓷方面的巨著。
    回首往事,我要特别感谢前面提到的各位师长。同时还要感谢北大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张玉范教授,她在我查找文献的过程中给与的指教和帮助,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是决定性的。在北大工作的五年里面,我先后发表了四五篇关键性的论文,从那时到现在,中国陶瓷考古学研究的选题和方向,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几个题目展开的。我为各位同仁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新成就道贺。我自己的研究兴趣,现在已经转移到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和比较宗教学领域。《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辩》是我从事陶瓷考古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不过它的发表时间,却排在最后。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耐心,是因为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摸索出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方法。当时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小算盘,生怕那位同仁将我的方法偷学了去。任凭它晚一些发表,这样自己可以多写出一些文章来。在学术竞争中就处于优势了。《圣经》中说人心比万物都狡猾,看来我也不能例外。从中可以看出当年初出茅庐的我,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请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几句话,先生将丁石孙校长给北大的校训抄给我,共有八个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表达对我的期望。回想往事,自觉没有让他过于失望,心中稍觉安慰。
    直到今天,我还是没能读到《万历钧州志》一书,思之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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