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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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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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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举回北大看望95岁恩师宿白教授  

2016-11-24 19:15: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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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举向恩师赠钧瓷感恩致意

      宿白先生,汉族,1922年生,著名考古学家,我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辽宁沈阳人。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现在仍担任北大考古系教授。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1983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系后担任系主任,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他在历史考古研究方面底蕴深厚,著述颇丰; 最能体现其考古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的,当推《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及将要完成的《中国历史考古论集》,著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 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宿白是我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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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教授考古生涯
  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那时,我不清楚沦陷区和后方有什么区别。1939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那时,日本人不希望学生干别的,就希望大家念书。我觉得有这样一所大学上、可以学历史很好,所以也没有再往后方去。
  当时的历史课对我来说非常新鲜,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我的本科在历史系,但别的院系的课可以选。
  1944年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时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从北大图书馆开始职业生涯
  抗战胜利以后,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就把我们这个北大解散了,我也没有着落。冯承钧先生问我打算上哪儿去,我说没地方。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我说这工作我很喜欢,他就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
  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我。我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我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我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
  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实际上,从1950年开始,我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
  从1952年到1964年,我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从1964年到1974年,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我的书都被封了。后来回想,幸亏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所以还算清白,没受到太大冲击。

为复原西藏寺庙留下历史材料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我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就没继续管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我去参加。我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被毁掉了。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图都是我那时自己画的,现在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这离我当初去西藏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

  在克孜尔石窟体验历险经历
  “文革”末期,北大恢复招生。1979年9月,我带领北京大学研究石窟的学生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实习。其间还有一次历险的经历。那里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门道便单独成为一个长条形小窟,后来不知是谁为上下窟方便,又将它们之间封闭的门重新打开,串通起来,而长条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门,与99窟前室敞口侧壁相隔仅有1米多。这样,往来于98、99窟,除走梯子外,还可攀岩,直接从长条形小窟进出。
  这看起来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或是脚踩不稳,都有可能跌入沟底。
  我那天也是从99窟直接攀到98窟,我先用右手抓住99窟侧壁,转过身,迈出右脚,蹬到一块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长条形小窟侧壁,将整个身体紧贴住崖壁。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
  我到中国各地石窟寺工作的经历很多,但像这样有生命危险的经历还是很少的。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我就担任了系主任,开了不少新课。到现在,我还带了三个研究生,带着他们在南京栖霞山石窟和龙门石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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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民举 1965年出生于河南郏县曹沟,与钧瓷之都神垕镇山水相邻。现任美国新英格兰国际交流中心东亚研究所所长、兼任美国西北大学Corporantes Institue 经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91--1998年,担任北京大学考古系讲师,1997--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经在中国古陶瓷领域做出过开拓性的贡献、现为旅美作家、学者,研究领域涵盖中国陶瓷史、艺术史、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史、比较宗教学等,主要论著有《景教探索与红学研究》、《景教与水浒传》、《大学新论》、《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辩——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宋官窑论稿》、《建窑初论稿》、《论“越州窑务”》、《浮梁磁局与御土窑器》、《南宋修内司官窑考略》、《论早期钧瓷的“标准器”》、《元钧州东张镇<百灵庙碑记>述略》、《刘庄窑与“明昌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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