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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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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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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聪:《悼念吾师郑德坤教授》  

2015-08-10 20:58: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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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吾师郑德坤教授

邓聪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1530日第5

 

郑德坤教授于46日离开人间了。这不仅是我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师,同时这也是中国考古界的一大损失。从1986年先生因病退休,初期在家休养练字,闲耍麻雀以锻练脑筋。九十年代以后先生显得沉默寡言。我们会晤间虽相对无言,然而先生慈祥和蔼的目光依旧。十多年来先生以其坚强的意志力与病魔作战,最后还是撒手离我们而去,能不令人怆恻?

 

41日我远赴四川成都考古考察,离港前探候先生。先生尚张眼回应我的呼唤。我抚摸先生的手足话别,内心只想着但愿人长久。不意这一别竟成永别。49日传来先生逝世的消息,其时我已转到杭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一时想到今后人天永隔,连先生慈祥和蔼的目光亦无缘再会,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郑德坤教授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有少数几位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学者,拿起锄头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夏鼐、吴金鼎、冯汉骥等先生,还有郑德坤教授,都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宰着二十世纪中国考古的命运。

 

郑先生一生考古的行迹,按生活工作空间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7-1950

 

先生在燕京大学(1926-1931年)以至哈佛大学(1938-1941年)受教育,取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先后任教厦门大学(1934-1936年)及华西协合大学(1936-1946年)。先生在四川考古时日较长,所获丰富。近年我有数次机会前往厦大与川大讲学交流,得亲自接触郑先生于国内所遗下的雪泥鸿爪,每有体验感触,令人嗟叹。

 

1947年先生曾被邀赴英国伦敦、牛津,剑桥各大学讲学。19481950年在港暂居,与陈公哲和饶宗颐先生等有过从,是先生措意香港考古之始。

 

第二阶段:1951-1974

 

1951年郑先生应聘前往剑桥大学任教,举家迁居英伦。先生在剑桥执教达23年之久,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桃李满门。现今西方学术机构与博物馆执东亚考古美术牛耳的学者,不少都是当年先生的学生。

 

我对先生在剑桥的生活所知最贫乏。20012月间,我曾接待澳洲国立大学考古学家彼得活(PeterBellwood)教授。彼得活教授是现今东南亚考古学的翘楚。我意外知悉,彼得活氏亦出身于剑桥大学,曾受德坤师所启迪。先生早年学生MagdalenevonDewallRoderickWhitefieldChouJu-hsi,现均已届退休之年。然而先生于欧美所散播研究中国考古艺术的种籽,萌发繁衍,绿荫成林。

 

此外,先生在剑桥大学值年休的机会,曾于美国普林斯顿、马来亚大学等地讲学。1966年先生更涉足沙捞越,发掘Santobong等六处遗址,贡献东南亚考古工作。

 

第三阶段:1974-1986

 

1974年李卓敏校长邀请刚从剑桥大学荣休的郑先生来中文大学讲学,原意是为了借重郑先生的力量去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郑教授来港主要希望编著中国考古学大系的第四卷《汉代中国》。来中大后19741979年的六年间,先生先任教于艺术系,后兼任文学院院长,最后出任副校长,且赶上中大进行改制,行政事务的繁重,可以想像。郑先生原来著书的心愿遂成泡影。然而在有意无意之间,郑先生却为香港地区考古学的发展,种下了树苗。

 

香港地区本地考古学的开拓,就是得力于郑先生在中大的劈划。本地众多高等学府中,迄今中文大学为惟一发展考古学学科的大学。这不能不说是郑教授来港后重要的业绩之一。

 

郑教授的著作等身,中英论著有一百五十册,数百篇学术研究论文,不胜枚举。纵观先生一生于中国考古学的功业,可以分三项说明。

 

开拓南中国考古研究

 

早年郑先生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在厦大期间,他的学生梁钊韬教授日后成为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开创者。19331946年郑教授在华西协合大学兼任博物馆馆长,以27000件的藏品作乡土教材。1947年郑教授离川赴英。他遗留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文物和书籍,后来归并人四川大学博物馆。

 

郑教授在燕大学习期间,在顾颉刚、洪煨莲指导下完成《水经注》研究的论文,是我国近代史学的重要著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郑教授在哈佛大学提交博士论文《四川史前考古》,其后该论文被补充修订,在剑桥大学出版。日本京都大学水野清一教授谓郑先生是“四川考古学之父”,并无过誉。先生对1930年广汉出土的玉器研究精细人微。在四十年代,他认为,在广汉太平场出土的大量玉石礼器,是祭山埋玉的遗址。

 

1986年轰动世界的四川三星堆祭祀坑遗址的发现,郑教授有关祭山埋玉的假设得到初步的证实。令人伤感的是郑教授当时患病入院,未及去现场观察三星堆的发掘。今年44日我有幸参观四川又一重大考古的发现,在成都金沙遗址发掘现场,出土了上千件金器、玉器及青铜器等,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似。蜀国古老的文明,自广汉延绵至成都,其规模几可与中原殷商文明相匹敌。古蜀国考古的第一页,理应毋忘郑德坤教授开创之功。

 

发扬中国考古学于世界

 

从五十年代,郑先生着手把庞杂的中国考古学资料系统整理,让中国古文化能融合到世界史的范围。19591963年郑教授在剑桥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大系三卷:(一)《史前中国》;(二)《商代中国》;(三)《周代中国》。出版后即成为世界上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名著。该书系列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的大学作为中国考古的必读书。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GrahameClark出版第三版《世界史前史》(WorldPrehistory)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论述,仍然主要引述郑教授的观点。郑教授在这三册巨著的编著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中国考古学出土的新资料,并藉此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夏鼐所长在学术上有了较多交往。

 

如众所周知,七十年代以后耶鲁大学(后转任教于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所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上引起了重大的影响。地球两边西半剑桥郑德坤与东半耶鲁张光直平分秋色,一时为学林佳话。今年一月初,张光直先生已不幸在美辞世。海外中国考古学两大巨擘相继作古,这意味着二十世纪国外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

 

奠基香港考古新天地

 

1976年郑德坤教授任文学院院长期间,仍在艺术系开讲中国考古学课程。并亲自聘请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林寿晋先生,来中大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前史及上古史。在郑、林合璧下,考古学在中大突然间生气勃勃。香港地区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必须从郑、林两位正统考古学者的贡献开始,当年笔者同学之一李润权学兄,现今于哈佛大学执教中国考古学。1979年我有幸获郑、林两位老师的推荐,得到日本文部省国宝留学奖学金,最后完成了学业。1987年开始,中大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在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多个省份和越南等地,都开展了相互合作的考古研究。最近几年中文大学考古的方向。是以南中国为大本营,发展东南亚的考古。过去传统史观的中国,就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考古学让中国历史上延到一百万年以前。香港地区人类科学的历史,近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地区田野考古学的成立,郑德坤教授无疑是最重要的奠基者。

 

黄文采女士是郑先生的贤内助。悼念郑先生一生的事业,自然就想到郑太太。黄女士与郑先生同样是出生于厦门,青梅竹马,双方住家遥遥相对,真是门当户对。黄文采女士在燕大修读的心理学课程成绩优异,郑先生自然难有招架之力。时常以自行车接送侍奉,因而被同学谑笑为“情奴”(即香港所谓的“观音兵”)。郑太太又酷爱金石考古之学。郑先生自娱这是“近墨者黑”的结果。先生曾承认在英伦发表的学术论著,得自太太之力颇多。郑太太是一个多才多艺典型中国传统的女性。郑先生与夫人八十多年间种种经历,在黄女士《流浪》等著作中每有实录,故事情义感人。郑先生的三个儿子忠训、正训、川训,均为当今国际社会之栋梁。郑氏家族今日儿孙满堂。

 

走笔至此,一面以追悼郑德坤教授吾师,一面也借此慰唁师母黄文采女士。郑德坤教授于中国考古学之功绩将永为后人所敬仰。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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