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日志

 
 
关于我

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网易考拉推荐

“政治惊扰”与“市场窄化”: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困境——基于钧窑历史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二)  

2014-08-07 13:10: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政治惊扰”与“市场窄化”: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困境——基于钧窑历史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二)

王洪伟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原载于: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第31-37页

摘要:“政治惊扰-市场窄化”的逻辑或机制,深刻地渗透、贯穿于整个传统文化产业体系之中,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障碍或困境。以“政治惊扰一市场窄化”的概念框架研究钧窑创烧以降到1970年代末市场化转型前后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政治、 市场对钧瓷技艺、手工艺人及整个钧瓷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性挤压,也能感受到其强大的正面积极功用。只有通过对更多“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换个案的充分“经验分析”,才能从学术理论角度更恰当地定位“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的适切边界,并使其成为革故鼎新的现代化动力源泉。

关键词:政治惊扰;市场窄化;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11)04-0032-06

二、政治与市场:钧瓷艺人苦难的历史结构根源

钧瓷烧造主要依靠那些泥里滚、火里走的钧瓷艺人,但是作为钧瓷文化主体 的钧瓷艺人却被“精英化”的传统历史记载所遮蔽,更大程度上引发了钧窑或钧瓷创烧年代成为一个至今争论不休的学术论题,而且现有的钧瓷历史文献记载里充斥着自相矛盾的伪证或伪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首先,钧瓷技艺是一种依赖家传、师徒言传身教的“行为艺术”,千百年来钧瓷技艺的有关文字记载和描述了无痕迹。其次,自然窑变的钧瓷工艺,在古代多被视为“神秘”的“天成”行为,人力有所不逮,因为现代科技不彰,难以解释这种神秘变现象,文字上只有惊叹而无法进行科学分析。其三,钧瓷烧制工艺的传承更多的是依赖活体的艺人而非文献;即使有钧瓷作品精美绝伦的实体存在,也并不能完全从现成作品中洞察钧瓷的烧制过程,以至于历史上钧瓷工艺演化为一门“人亡艺绝”的陶瓷技艺。钧瓷艺人的地位显得更为独特。

更深刻地说,权力和资本的交结加重了钧瓷艺人的历史性苦难。长期以来,在古陶瓷学术界的“宣传”说明下,在钧瓷原产地钧瓷界的历史想象里,宋徽宗赵佶非常喜爱钧瓷,于是专门召集钧瓷工匠在禹州县城东北八卦垌一带营造官钧窑,不计成本精制专供皇宫使用的钧器。1126年,金兵入侵中原,宋室南迁,官钧窑停办。由于战火连绵,钧瓷艺人或北上或南下,背井离乡。特别是后来元兵进攻中原的1232年金元“三峰山大战”[①],禹州、神

垕钧窑大毁,钧瓷艺人或死或逃,钧瓷技艺濒临失传。金元两代250年间,因为人才匮乏,后人所谓的“元钧”质量大大下降,声誉低下。元末明初禹州、神垕陶瓷有所恢复,成化二十年(1484),官府在神垕设“督磁贡委官”,钧瓷是否有所恢复尚不得知,至今还没有在禹州、神垕发现发掘明代钧窑。但地方志记载,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时期(1573-1620),钧瓷产地“钧州”因犯圣讳被改为“禹州”,朝廷勒令恢复不久的钧瓷停止生产,钧窑全部被毁掉。所存钧瓷凡被宫廷查获者都被砸碎埋入深坑,凡发现私存者一律按法处以死刑。钧瓷可能由此在原产地失传[②]。尽管这种历史想象后来遭受不少质疑,但是钧瓷艺人的历史建构也不乏当下的现实反应:政治权力和资本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钧瓷艺人的生产实践。

与模棱两可的钧瓷史相比,华美绝伦的传世钧器背后有关钧瓷艺人的历史记忆更是模糊不清。从禹州地方史志点滴的记述中可以约略洞见,钧瓷生产饱受战乱及帝国政治观念的影响,造成钧瓷史和钧瓷艺人代际传承的断裂。钧瓷产业的发展一直未能破解技盛而衰、从头重复研制的“怪圈”。换而言之,钧瓷手工业有史以来并非完全以“技术”为中轴得以自主发展,而是常常受到政治、资本等外在因素的干扰,突然失传的钧瓷技艺不得不靠下一代乃至数代艺人重起炉灶再加研发和恢复。

据神垕卢家后人记述,晚清,少年时从河南密县逃荒到神垕定居 的卢振中、卢振太兄弟,田间劳作时偶然发现钧瓷瓷片,顿生烧制钧瓷之决心,但尽管费尽心血也未能研烧成功。卢振太之下三子卢天福、卢天增、卢天恩锲而不舍地“接着干”,倾家荡产,经过数百次试验,终于烧制出接近宋钧水平的钧瓷作品。但是兵荒马乱年间,钧瓷艺人难以为继,卢天福在一次大旱灾中竞被活活饿死。

20世纪初期,到任禹州知州的曹广权对钧瓷烧造颇有研究,其自著《瓷说》,纵论钧瓷釉色、窑炉构造,民窑与官窑之异,各种釉料、原料产地、火候时间等,十分详备。曹曾邀正在研制钧瓷烧制技术的神垕卢家兄弟一起在城内东北隅建窑烧制,终于烧制出各种釉色的新钧瓷,初步恢复已经断绝多年的钧艺。[③]在卢家的带动下,清末民初的神垕钧瓷烧制一度出现繁盛景象。[④]1904年,曹广权联合胡翔林等禹州绅商组建“钧兴公司”,烧制钧瓷;同年,禹州候补道孙廷林在县城筹资创办钧窑。“钧兴公司”把卢氏兄弟等神垕钧瓷艺人召雇到“钧兴”烧造钧瓷,同时派技工到景德镇学习制瓷技艺,并请景德镇技师到神垕交流制瓷技艺。后来曹广权调任北京,“钧兴公司”由河南省府官员汪瑞甫接管,民国初期,聘神垕人张庭壁协办。由于“钧兴公司”支付钧瓷艺人每天只有200麻钱的薪金,根本不够养家糊口,无奈之下,神垕艺人纷纷退出“钧兴公司”,回转务农或自谋其他生路;加之政治局势混乱,无力经营,“钧兴公司”一度停办。1911年,禹州知县韩邦孚复建“钧兴公司”,主烧粗瓷,附带烧制钧瓷。[⑤]1915年12月4日,当时报载:禹县钧瓷恢复后,因卢家兄弟年事已高,家贫无力授徒,省长田文烈因饬禹知事邀集殷商富户筹议集股办理钧瓷。

后在政局稍安时,卢家兄弟、王喜娃、郗杰等神垕工匠继续从事钧瓷烧制。不过当时神垕仍以大量烧造粗瓷为主,钧瓷产量极其有限。民国版《禹州志》记载:“神垕一镇雄于全境村庄者绵以制造粗瓷故也,若新钧瓷之兴,等之奇货可居,非常业也。”即是常烧钧瓷的卢氏兄弟也是 “等客上门”, 多天才能卖出一件,才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故在神垕流传着卢家“三天不添锅,卖了吃整桌”的民间传说。民国初年,神垕一带,军阀混战,盗匪四起,钧瓷产销一蹶不振。期间,卢天恩、卢天增相继去世,继承他们技艺的是卢天福之子卢光同、卢光文以及卢天恩之子卢光东和卢天增之子卢光华。1930年后,国民党禹县县长王桓武,寄望扩展钧瓷生产,在禹县东街马王庙举办“职业学校”,校内专建一座小炉烧制窑变钧瓷,把卢光华、卢光东、卢光文、杨书信及神垕其他钧瓷艺人集中起来,讲授钧瓷烧制技艺。但因禹县陶土土质不佳,含杂质及铁太多,烧成佳品并不多。期间职校曾欲购置新式陶瓷烧制设备,聘请景德镇陶瓷技师,均限于经费不足而悬置。职校邀教的那些钧瓷艺人文化水平不高,也不善于传教,特别是钧瓷窑变神奇,学生短时间内掌握不了,“且卢技师烧窑变配釉药术,保留甚多。”王桓武急于求成,亲自听讲,亲自按照艺人的方法试烧,结果一次次都失败了,一怒之下以 “藏奸保密,教学不力”的罪名,将卢光华关进监狱。[⑥]钧瓷艺人把钧瓷釉配方视为祖传秘方,就是丢掉身家性命也不会向外透露,实际上当时神垕钧瓷烧制,最为盛名还是卢氏一脉。1936年,职业学校改为“陶瓷职业学校”,迁到神垕火神庙,但烧钧成就不大。

1938年6月侵华日军进占河南省会开封,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又接踵而至,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致使钧瓷生产停顿、销路闭塞。1940年,禹县县长侯慕彝向商界乡绅集资3000元银洋,在神垕的陶瓷职业学校开办附属工厂生产钧瓷,重新任命周义任校长兼经理,张志冷 (陶瓷职业学校教导主任)、孟荣亭 (瓷主代表)任副经理。1941年,随着日军逼近,神垕卢家珍藏的钧瓷被匪军洗劫一空。1942年河南大旱,日军侵占禹县,神垕的陶瓷职业学校停办,附属工厂停产,钧瓷艺人无以为生,有的背井离乡,有的另谋生计。至此,恢复数十年的钧瓷,又因战乱、灾荒而基本停顿。老艺人卢光同、卢光华相继去世,卢光文、卢光东也流浪外地,改做他业。

民国前后,具有近代企业意味的官商合办钧窑开始出现,一度酝酿汇拢钧瓷艺人, “按照古法,参以近日化艺诸书,撮其要诀,择授巧匠,考究本地土质,调配金石各种釉料,并巧制形模,精候水色,俟刻期开办后,即将所出各种瓷器分寄……以便中外官商鉴别定购。”[⑦]冀望通过改良“古法”,利用近代企业运作方式振兴钧瓷古瓷业,同时也旨在通过“获利”以维持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开支。钧兴公司开办伊始,免除厘税,待二三年获利后才在本省完税,[⑧]“并以余利报效国家”。那些纯粹由外行商人筹办的钧窑,更是纯粹以“获利”为宗旨,钧瓷艺人只是受雇工匠而已。钧瓷艺人开始受到来自官府和商人阶层的双重压力:官府创办的陶瓷学校和钧窑,敦促钧瓷艺人能够传授钧瓷秘方,以供“国家”和地方财政开支;商人阶层雇佣艺人的目的很纯粹,期待能够尽可能多地烧制佳品,丰厚获利。加上战乱、匪患、荒灾,钧瓷艺人支撑不住,难以养家糊口甚至活命,不得不藏艺隐身。一些胆大的艺人,为了生存,深筑宅院,“地下”烧造,烧制出的少量珍品,悄然流向社会,更增加了钧瓷窑变制艺的神秘化传奇色彩,客观上为钧瓷赢得举世皆知的名望,也为建国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和企业大力推动恢复钧瓷生产埋下了伏笔。

解放后,神垕民间开始悄悄地小量恢复钧瓷生产。1950年代中期,在上级的号召和支持下,神垕陶瓷一社和国营瓷厂先后引进钧瓷老艺人,开始了“共和国钧窑”的研制和恢复生产。在政府和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解放前经历了无数磨难的钧瓷老艺人们突然有一种“翻身”的喜悦感,政府和企业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荣誉和经济优待,也使他们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感恩,纷纷献出钧瓷秘制釉方,全身心地投入到钧瓷的研制和烧造事业中,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和感恩之心。

但是建国初期这种政治上的忠诚和感恩所激发的钧瓷生产上的热情,不断地遭遇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打击,简单的钧瓷生产的愿望已非艺人个人及群体所能维系。而且,钧瓷生产和艺人的传统技艺不断地被政治加以改造翻新,比如钧瓷生产的“日用化”,钧瓷产业的“规模化”,造型设计以及烧成上的“政治化” ——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着刚刚恢复生产的钧瓷业。钧瓷艺人及其所依托的瓷厂不得不跟着政治洪流走。不过他们没有完全迷失,只要政治上给予他们一点点空间,钧瓷艺人们又会“腾”地站将起来,投身于现代钧瓷技艺的研制和开发之中。

被“招安”接受经济优待和政治荣誉的钧瓷艺人 ,从受宠若惊到感恩回报, 无偿捐献钧釉秘方,勤勉从研,倾力授徒。这种生产中的倾心之举在部分艺人来说最初可能源自无处不在的政治动员和压力,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深化,一方面成为艺人内心及行动上的自然表露和表达;另一方面,生产和研制中的积极主动,也成为随后一些政治运动表达“政治忠诚”的方式和渠道。钧瓷的生产和研制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为了赶上变幻莫测的政治运动和形势,钧瓷艺人在生产中也开始变通地迎奉时尚的政治要求,规避政治风险。只会生产钧瓷的艺人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像蹩脚的“政治家”,钧瓷的兴衰与钧瓷艺人政治和社会上的跌宕起伏深刻地纠结在一起。钧瓷生产也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涵。

钧瓷艺人的命运史程,在政治、市场和技艺结构性框架的挤压下,充满了难以表说的艰辛。钧瓷艺人是整个钧瓷文化结构的主体,也是钧瓷历史生生不息的基础,特别是在传统社会背景下,钧瓷制艺的传承完全依赖钧瓷艺人的言传身教,“人亡艺绝”更进一步凸显出钧瓷艺人在钧瓷发展史上的基础性地位。钧瓷艺人在钧瓷文化资源结构中的重要性,反向则演变为艺人的苦难命运。纵观钧瓷千余年的发展史,靠钧瓷作品发家致富的钧瓷艺人寥寥无几,能以此谋生、维持家计,已是倍感荣光、欣幸。钧瓷艺人在钧瓷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并不能改变其在历史进程中被经济势力和政治力量利用、拿捏、歧视的社会命运。

直到明清之后关于钧瓷的文献才陆续出现,而有关钧瓷艺人的描述更是隐含在钧瓷烧造工艺 的背后。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志开始略微提到神垕卢家传人烧制钧瓷的点滴细节,但是这些比较早期的关于钧瓷艺人生产生活状况的描述,由于钧瓷制作的神秘性而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往往是历史传闻大于当时艺人的叙说。[⑨]

关于建国前钧瓷艺人生产生活状况的描述都是建国后共产党基层组织在企业、农村开展的一些“忆苦思甜”动员活动中被“揭发”回忆出来的。

苦难的经历及其回忆是个人性的,但是个人的苦难往往是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这就是个人苦难的“社会性”。“苦难”的社会属性(social suffering)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⑩]建国后,被吸纳进瓷厂的钧瓷艺人不断被组织、媒体唤起个人苦难的回忆,寻求这种苦难的社会属性和根源,并借助建国前后阶级成分的划分而将已经被新型政治经济体制“招安”的钧瓷艺人充分归类。这种归类最初仅是政治上的,随着建国后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政治上的等级化逐渐演变为经济、声望上的社会差别。但是在最初阶段,钧瓷技艺依然是钧瓷艺人生产生活的“中轴”,围绕“技术”中轴,他们享受着政治、经济、社会声望上的优待。

但是宏观国家层面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停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钧瓷制艺“中轴”的“技术”原则被彻底破坏了,“技术知识”被边缘化,在政治挂帅时期,政治忠诚或者说对一日千里的政治形势的忠诚成为衡量钧瓷艺人社会地位的标杆,结果,钧瓷停烧,钧瓷艺人被政治“流放”。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运动频仍,为了保持政治上“忠诚”而不至被政治边缘化,钧瓷艺人不断以变通的生产热情,去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尽管在以“政治挂帅” 的社会氛围中,行走在生产和技术一线的钧瓷艺人们不可避免地还是被那个时代 “边缘化”了,但这不重要,也许在他们内心看来,政治的“中心化”或“边缘化”都不重要,不被生活或生存边缘化才是最关键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较之建国前后社会政治转型带给钧瓷艺人内心的冲击小不了多少,但是“经济至上”的市场主义风尚,也并没有挽救起钧瓷艺人在钧瓷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特别是随着市场与政治的结盟,经济资本势力和政治势力对钧瓷文化结构的侵袭,特别是“政治艺人”、“经济艺人”的大规模介入,使纯粹的钧瓷艺人遭遇到市场与政治“双重绑架”的命运。

C·赖特·米尔斯认为,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困扰烦恼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个人内心的苦难总与社会结构的公共论题息息相关。[11]钧瓷艺人个人的苦难与社会或国家的苦难紧密相连,只有透过市场和政治的缝隙才能洞见和提取底层钧瓷艺人苦难的精华——钧瓷烧造技艺。穿过市场和政治的缝隙透视中国钧瓷的历史和现实,通过对钧瓷艺人个人历史苦难的提取,在个人苦难与社会苦难或国家苦难之间建立一种社会学上的关联,通过钧瓷艺人主体的历史性梳理,以助于解析传统钧瓷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的政治、市场阻碍。同时,我们还看到,晚清以降钧瓷恢复研烧的钧瓷艺人,如何笨拙地将历史、文

化资源演化成为他们自身的资源禀赋,继而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或政治“护身符”,转化为他们初衷里意想不到巨额附加值的经济效果——尽管这种艺人对政治和市场的操控并不娴熟,而且常常为“资本大鳄”和“政治豪强”所吞噬,但是这种心甘情愿被“奴役”的心态趋向,对于钧瓷艺人来说悲剧意味更显浓重。在对纠结于政治、市场和技艺结构框架下的中国钧瓷艺人身世命运、技艺创造和市场政治打拼的社会学叙事过程中,我们深刻地体味到一种“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的新型社会理论视角。这种“惊扰-窄化”的社会理论设想和洞见,在我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的研究中屡屡闪现,并能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很恰切到位地解释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的局限与困境。

三、作为概念的“政治惊扰-市场窄化”分析框架

作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科学分析概念,“政治惊扰-市场窄化”透过中国钧瓷发展史的分析性描述,展示政治、市场对钧瓷技艺、手工艺人及整个钧瓷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性或结构性挤压。在这里,我们从钧瓷文化主体的钧瓷艺人和钧窑窑业组织两个向度探索作为核心概念或研究方法的“政治惊扰-市场窄化”的分析框架。

首先,从钧瓷文化主体的艺人视角看。从政治和市场交错 的缝隙里观照中国钧瓷艺人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或社会命运的关联是“惊扰-窄化”理论框架的一个独特视角。翻览钧瓷史,技艺高超的钧瓷艺人常常受到来自官府特别是地方官员的更多“惊扰”。由于钧瓷烧造的窑变特性导致极低的成品率,正统、纯正钧瓷艺人大都具有很强的研究性、试验性和探索性,一方面极为珍视自己烧造的钧器极品,甚至连售卖家用都不舍,何况无偿赠送官府?另一方面,钧瓷技艺带有很大的传承特点,技艺高超的艺人依赖自己超强的悟性继承了传统钧艺,常常以个人身家性命护技,秘不示人。而官府的“看中”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和掠夺性,即使官府的初衷是发扬光大传统手工绝艺,但是底层艺人对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常常抱有深深的怀疑情怀,于是艺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常常相对紧张、僵硬。但是艺术钧瓷带有很大的政治性,其市场对象主要就是“达官显贵”或“文雅之士”,“政治惊扰”之下的市场前景必然大大“窄化”,“政治惊扰”的负性效果甚至可能造成钧瓷艺人及技艺的历史性断裂。钧瓷创烧以降原产地禹州神垕的钧瓷艺人受到地方官府官僚、豪强、匪患的“惊扰”的苦难生存状态,常常导致钧瓷技艺的断裂性传承,都显示了权力或政治惊扰”无处不在的后果。在建国后的集体化时期,钧瓷艺人的生老病死等所有日常生活全部被纳入政治框架里,逾越不得。正是底层钧瓷工匠殚精竭虑的探索,带来了钧瓷工艺的突破和进步。但是综观建国前千余年中国钧瓷史,只见钧器不见艺人身影、名录,创造了卓越钧瓷工艺的工匠艺人们完全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无声无息。在1970年代末期新启的市场化背景下,政治对钧瓷文化产业的干涉不是直接的,显得更隐晦委婉。官方对艺人钧艺技术资质和档次的界定标签化,直接决定艺人及其窑口的市场宽度和前景。与此同时,政府通过赋予个体艺人不同的政治、技术荣誉重新分化艺人群体等级,不同等级系统的艺人及其作品经济市场价码天差地别。更为直接的是,一些政治官员利用权力、一些资本势力运用经济强势,滥竽充数地深度介入艺人群体,以其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威力侵蚀底层艺人及其作品的市场价值。钧瓷艺人及技艺受

到政治和市场的结构性挤压,其自主性地位一直处于压抑不振的境地。作为钧瓷文化主体的钧瓷艺人,无论踟躇于传统手工艺时期,还是置身产业化、规模化、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钧瓷文化产业阶段,都不能改变其被政治、市场“奴役”的从属境地。

不过,“政治惊扰”对于钧瓷技艺的提升和钧瓷艺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又具有积极而明显的正效应。历史上的传世钧器肯定是官府主持下的产物,优秀匠人的汇聚,生产制作上的不惜成本,工艺上的精益求精,都使钧瓷技艺获得了历史性的飞跃,形成至今无法超越的钧瓷科技颠峰。建国后长期的集体化时期,政府和公办瓷厂特别优秀的底层钧瓷艺人以很高的经济和政治待遇,从另一个向度激发来自底层社会的钧瓷艺人的“主人翁”意识,钧瓷艺人的集体化行动,创造了至今尚受益不尽的钧瓷技艺。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启的市场化运动中,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民钧窑将历史上传统钧瓷生产的“政治意识”加以淋漓尽致的经济学发挥,并运用到钧瓷作品的创作和营销过程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经济效果:借助大型的政治经济活动及 “政要”、“名人”这样的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钧瓷实体,实现了远远超乎具体物件成本的空前的经济资本转化, 大大推动了中国钧瓷手工行业的现代性转化进程。在这里,“政治干涉”带有明显的正向、积极功用,大大拓展了钧瓷行业的市场宽度和发展前景。于是,一直以来带有道德意涵的“政治惊扰”就具有了中性的分析性概念意涵。我们将另文分析“政治惊扰”于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的正向作用。

其次,从钧窑业的结构功能视角看。作为窑业组织,钧窑首先应当是一个经营性的谋利单位,但是考察钧瓷史上的公办或官商合办钧窑组织,常常撇弃“经济”功能于不顾,而专心于政治使命。钧窑企业的“过度政治化”的直接后果就是钧瓷市场的大大萎缩或“窄化”。就钧瓷官窑而言,在市场化的激烈竞争中,钧瓷技艺传承一般以家传、师传为主,但建国后集体化时期,钧艺习成基本是在工厂政治指派下介入的,带有政治强制安排的色彩;从钧瓷艺术思想来说,官办窑场更注重钧瓷造型艺术的贵族化气质或政治化诉求。古代官窑以陈设瓷为主,建国后官办窑场的钧瓷造型紧跟政治形势需要,到“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传统的“龙凤”等造型被贬斥为“封建糟粕”予以禁止,只能烧造“雷锋”、“草原小姐妹”、“毛主席像”等带有时代烙印的政治典型人物造型。过度的政治惊扰大大窄化了钧瓷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问和发展前景,在市场化背景下,官办钧窑终于不堪于专业民钧窑的冲击快速垮掉。“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形成传统钧瓷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结构性障碍而无法自我纾解。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启的市场化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钧瓷手工业的现代性转型。特别是1990年代中早期开启的现代气烧工艺和1990年代末21世纪初所开启的钧瓷作品与现代市场营销充分结合所形成的“礼品-商品”现代商业模式,大大推动了一直在传统家庭作坊式的历史幽暗里徘徊的传统钧瓷手工艺,使其踏上了现代性转化之路,经济效益一日千里地快速攀升,渐成钧瓷现代产业化之势。同样地,在这里“政治干涉”带有明显的正向、积极功用,大大拓展了钧瓷行业的市场宽度和发展前景。

结语

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确定“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的边界,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核心问题。特别是如何使“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代性的困境和障碍,而是成为革故鼎新的现代化动力源泉,只有通过更多“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换个案的充分“经验分析”,才能从学术理论角度更恰当地定位“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的适切边界。

“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理论视角弥合微观与宏观、历时性与共时性、传统与现代的裂隙,并非一揽子解决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所有问题。强化某一视角的同时就意味着对研究对象其他方面、功用的暂时舍弃,但并非视而不见,只是从“惊扰-窄化”角度我们更能清晰地洞见传统政治文化于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的障碍性所在,获取异乎寻常的学术发现。通过中国钧窑发展史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功用的历史分析建榭起来的“政治惊扰”和“市场窄化”学术概念或理论框架,正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建设中从“中国经验”和“传统资源”发掘本土理论概念的一种历史文化视角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 河南省禹县志编委总编室编印:《禹县大事记资料选编(公元前2277年-公元1984年)》。

[2] 杨玉润:《曹广权在禹轶事》,载《禹州文史资料》第八辑第92页。

[3] 杨恒珊:《钧瓷发展史概述》,载《河南史志资料》第五辑;以及2008年3月10日《大力弘扬钧瓷文化,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禹州市神垕镇特色文化产业汇报材料》,资料来源:神垕镇政府档案资料室。

[4] 河南省禹县志编委总编室编印:《禹县大事记资料选编(公元前2277年-公元 1984)》第35、36页。

[5] 王照青《回忆禹县县立陶瓷职业学校》,载《禹州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36页。

[6] 曹广权创办的“钧兴公司”开设的《钧窑瓷业公司章程》,转引自苗锡锦主编《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

[7] 苗锡锦主编《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8] 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郭于华《倾听无声者的声音》,载《读书》2008年第6期。

[9] 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Political trouble”and“market narrowing”:

the structural difficulty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resources

WANG Hong-wei

(Research Center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Kai 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impenation of the logic or mechanism of “political trouble-market narrowing” into the overall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dustry,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ources is faced with structural difficulty.From the creative and successful burning of Jun porcelain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tical trouble-market narrowing”,we can see that Jun porcelain craft,handicraftsm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un porcelain culture industry are socially pressed by politics and market which in turn produce great positive effects on Jun porcelain culture industry.Only through more study on the cases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resources can we set the proper boundary point of “political trouble” and “market narrowing” so as to make it the motive of innovation.

Key words:political trouble;market narrowing;traditional culture resources;modern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师连枝





收稿日期:2011-02-19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设重大项目“黄河流域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型与文化产业发展”;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华夏文明流传的脉路:基于钧窑系历史演化的文化地理学研究”(10YJCZH149);2010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钧瓷文化资源的市场转换研究(2010BJJ019);201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10-JZ-016);2010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10-718).

作者简介: 王洪伟( 1971- ),男,河南禹州人,社会学博士,地理学博士后,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文化地理、文化产业、社会学和人类学。

[①]战场位于禹州境内神垕与县城之间,在县城西南5公里、神垕东北10公里处。


[②]见河南省禹县志编委总编室编印:《禹县大事记资料选编(公元前2277年-公元1984年)》。


[③]参见杨玉润:《曹广权在禹轶事》,载《禹州文史资料》第八辑第92页。


[④]参见杨恒珊:《钧瓷发展史概述》,载《河南史志资料》第五辑;以及2008年3月10日《大力弘扬钧瓷文化,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禹州市神垕镇特色文化产业汇报材料》,资料来源:神垕镇政府档案资料室。


[⑤]河南省禹县志编委总编室编印:《禹县大事记资料选编(公元前2277年-公元 1984)》第35、36页。


[⑥]见王照青《回忆禹县县立陶瓷职业学校》,载《禹州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36页。


[⑦]见曹广权创办的“钧兴公司”开设的《钧窑瓷业公司章程》,转引自苗锡锦主编《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


[⑧]转引自苗锡锦主编《钧瓷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⑨]神垕民间传闻,当年卢家烧制钧瓷的窑炉设置一个天井似的院落里,进出都要搭梯,严禁外人偷窥,成品中不好的一律打碎深埋,好的也是埋到最私密地方,三两年后挖出,极似古钧,拿到开封等地古董商那里以古钧售卖,蒙蔽不少古董商,以至于开封、上海等古董店都打出“谨防‘炉钧’的招牌。


[⑩]见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郭于华《倾听无声者的声音》,载《读书》2008年第6期。


[11]见 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评论这张
 
阅读(86)|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