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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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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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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大——专访原禹州钧瓷一厂厂长刘国安  

2014-04-20 20:25: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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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大

——专访原禹州钧瓷一厂厂长刘国安

 _李海洋 专访原禹州钧瓷一厂厂长刘国安


原禹州钧瓷一厂厂长刘国安

大师已经成为骂人的暗语。

但是当你深入到民间,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艺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没有响亮的社会知名度,没有豪宅名车。但是如果采访接触不到,那定是不完整的,不深入的。

这些民间的大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

刘国安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老艺人。带我们前去的崔   先生是刘国安孩子的同学,崔建超称刘国安“老头”。

正是这样一个可爱的老头,将我们带到钧瓷的深处,欣赏万彩永辉的油质画面,聆听动人心弦的开片之音。

此次神垕之行的介绍人陈顺昌把我们介绍给刘国安,因为他基本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钧瓷的发展历程。老头初中毕业进入钧瓷厂实验组,从事钧瓷配料试验,后担任禹州钧瓷一厂厂长。陈顺昌说,刘国安不仅能全面介绍神垕钧瓷的发展状况,而且会很公正地评说钧瓷发展。

这也是我们感兴趣的。此后的采访,证实了陈顺昌的说法。

大师,就应该是没有门户之见的。派别是可怕的,他能够在最初帮助门派成就霸业,也能够让门派推向悬崖。在全球国际化的趋势中,这样的固守是逆势而行。

“文豪”的思索

刘氏家族祖祖辈辈生活在神垕这片后土之上,刘国安的父辈和家人都从事钧瓷艺术,他的家族在钧瓷制作上有着清晰的传承谱系。时间的积累,自幼的耳濡目染,使得这位老人对钧瓷有着难以名状的情感。

刘国安的父亲在“文革”中被错划为“右派”,他和弟弟刘富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已故)都成为黑五类份子。他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轻描淡写。当到说文革中的破四旧,一下哽咽了。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看着精美的艺术品在叮叮哐哐声中成为一地碎片

只是,在这一刻,他流下了泪水。

刘国安1961年初中毕业,这在当时就是“文豪”了。当时刘父在一厂担任党委书记、厂长,刘国安顺利地第一批进入厂里实验组,其弟刘富安第二批入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兄弟上阵,共同协作,创作出惊世作品。

1988年,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钧瓷界推选的是刘国安钧瓷二厂时任技术副厂长的刘建军。但是,评选制度要求担任领导职务者不得参选,刘国安当时已经成为禹州钧瓷一厂厂长。于是,钧瓷二厂推荐了邢国政、钧瓷一厂推荐了刘富安。因为名额只有一个,邢国政已经退休,刘富安当选为钧瓷界的首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如今,刘富安已经是中国钧瓷界的标杆性人物,而刘国安却并没有更多的俗名。

这没有阻挡他对钧瓷的热爱。

在讲述文革时期对钧瓷的破坏,政治因素对钧瓷的干预时,刘国安显得有些激动。“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些问题,但是在发表时却没有任何记录”。“这是真实的历史,为什么没人愿意如实记录呢?”似乎是诘问,我们不知该如何回答。

也许,他只是想让后人知道,钧瓷更适合表现传统题材,比如龙凤。工农兵的形象运用到钧瓷的造型设计上之后,显得不伦不类。艺术应该根据自身特质,去赋予美的内涵。

1980年代,以刘国安为代表的禹州钧瓷一厂,研制出新工艺。新工艺一次烧成,选用粘性大的可塑性粘土,并将气体还原剂改为固体还原剂,放入配料中。新工艺隔焰烧成的钧瓷,釉色比传统工艺丰富,产品成功率和合格率都大大提升。创新过程中也有诸多问题,囿于当时的市场、宣传和观念,新工艺是否对传统有冲击?新工艺制作出的钧瓷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钧瓷吗?钧瓷应该如何来定义?

艺术的标准

刘国安年近古稀,但是他的思想一点都不凝固。他没有老年人的偏激,对于钧瓷艺术与市场的关系,他能够辩证地看待。艺术与商品,属性在升降中交换,在交换的过程中,文化的含量也在逐步提高。这是他的基本观点。所以,刘国安非常认同,在做好钧瓷艺术的同时,将经营达到应有的市场份额。

这是不易的。

中华上下五千年,优秀的艺术门类不胜枚举,但是至今仍活跃的却少之又少,能够依然为人们接受的艺术中,有的派系生命力旺盛,有的还在挣扎沉浮。

如今名头响亮的钧瓷窑口,都是艺术与市场的完美结合。刘家、孔家、苗家等钧瓷就有更为广泛的市场接受度。孔家钧瓷的掌门人孔相卿有着超前的市场意识,最初参加广交会时,别说是盈利,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混个脸熟。

而曾经在钧瓷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卢钧,却没有抢占先机。我们在神垕卢氏钧瓷的商号采访时,营业员小姑娘也告诉我们,卢氏钧瓷在郑州店面并不多。在连锁化的市场中,店面也是宣传的利器。

艺术品的价值判断标准当然是双重的,自身艺术的魅力是根本,市场价格是其价值的具象体现,是浮动的,甚至是不真实的,这样的状况与大蒜、大豆等日常生活用品并无二致。

刘国安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卢钧,特指清末民初卢家兄弟对钧瓷的探索,卢钧生产多是快速烧成的高仿宋代钧瓷,是宋代官钧过渡的实验品。卢钧鼎盛时期,1902年烧制成功“禹贡九鼎”,成为慈禧太后60大寿时的寿礼,后又代表国家参加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当时有文献记载:“禹县神后镇艺人卢广东、卢广文等兄弟,善仿宋钧,珍珠刻花,能做到以假乱真”。时传有“谨防卢瓷,小心上当”之说。

卢钧在钧瓷领域的声誉虽然很高,但由于受到“传长不传幼,传男不传女”等落后思想的影响,正宗的卢钧窑变釉色却极难见到。尽管有不少钧瓷烧造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但传说中的“金丝线”、“金斑釉”等窑变艺术效果却始终未能面世。

谁是艺术大师?

作为一个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钧瓷发展的老艺人,刘国安对钧瓷充满了感情,钧瓷的每一次起伏都牵动着他的心。他感激为钧瓷做出一点贡献的人,包括在麦田里捡到宋代钧瓷碎片的农民王(音)、从中华合作手工业总社过来的专家杨中安、神垕考察采访的考古人员和记者等等。

1950年代始,国内主流媒体开始关注钧瓷发展,通过记者的笔,大众知道这个古老的艺术品在新中国面临的困境。当时交通不便,条件好的能骑马骑驴,差点的只能用脚步去丈量禹州的土地。刘国安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十分感激。

一种艺术从产生到繁荣,从来不是依靠一己之力,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共同智慧的结晶,正如历史课本教导我们的一样:历史是普通大众创造的。

钧瓷能够在今日大放异彩,也是如此。

刘国安说,钧瓷能有今天,是整个钧瓷产业上的每个艺人的智慧结晶。除了时代发展的大环境,无数普通的草根艺人,经济艺人超前的经济理念,文人墨客赋予期文化内涵的解读,为钧瓷增辉添彩

刘国安也会有些忧虑和不解,比如,经济艺人、草根艺人的安置和对待钧瓷的态度。在繁荣的今天,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评定“工艺美术大师”的怪相。对传统人才重视不够,许多在操作间工作一二十年的老艺人依然是省级,而经营做得好的却成为国家级大师。

钧瓷已走到社会的非常时期,窑厂多,品种多,但是艺术责任感不够。自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钧瓷生产也开始各自为营,以经济为中心。

今年的工艺美术大师名单还未公布,评选活动越来越严格,但是荣誉多授予领军人物,而技术骨干、制作者、设计者却没有任何的认可。刘国安说,基层艺人在操作间,虽然是靠工资过活,但是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对钧瓷的贡献是不能用赢利的多少来衡量的。如何安置这部分艺人,是政府应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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