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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  

2013-10-26 22:45: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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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

李娜 胡翼鹏

原载于《学术论坛》2013年第8期。

[内容提要]郑杭生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社会学研究体系,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理论自觉,而且具备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禀赋。该研究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两大社会学传统的批判继承,也是对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和以治乱盛衰为关照重心的思想传统的借鉴融会。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学理自性。正是由于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独特的文化禀赋,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而不是某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中国版。

[关键词]郑杭生 社会学研究 理论自觉 文化禀赋

[作者简介]李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 湖北 武汉 430074;胡翼鹏,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湖北 武汉 430072

郑杭生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已经30余年了,他不仅注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且更注重对经验研究的理论提升。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以及与这“五论”密切相关的其他命题,共同构成了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逻辑体系。有关郑杭生的社会学实践的研究讨论已有不少成果,对郑杭生提倡的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有一些总结分析。不过,这些总结分析大多侧重于重申理论自觉的内涵和价值,而对其社会学研究达成理论自觉的表现和因素探讨不多。实际上,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达成理论自觉,根本因素是其研究所蕴含的文化禀赋。

在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影响启发下,郑杭生于近年来提出并大力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1]理论自觉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种学术取向,其“自觉”的核心与前提是创造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理论自觉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方向,而且也正是郑杭生本人的社会学学术进程的真实写照。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郑杭生就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先后提出并论证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理论与命题。

其一,社会运行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和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理想状态下,各个子系统和不同要素在发挥各自的功能的同时,彼此之间交互影响且协调互补,从而使社会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平衡与秩序。社会有机体的运行状况通过微观层面的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的能动状态及相互关系体现出来,包括良性运行、中性运行、恶性运行三种类型,或者协调发展、模糊发展、畸形发展三种状态,特定的社会运行状态是由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决定的。社会学的使命是科学地探索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地处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中。[2]

其二,社会转型论。当代中国社会总体上而言属于中性运行、模糊发展并逐步向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迈进。这种运行态势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不仅是运行状态的转化,而且也是运行性质的转换,即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更新现代的转型,或者说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包括“转型度”与“转型势”两个维度。社会转型度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包括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等五个方面,而社会转型势则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平衡性。[3]

其三,社会互构论。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构共变关系: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的关系;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对应性变化状态。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存在着对立冲突,也包含着协调整合。[4]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快速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转换促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步入互构共变的模式,即社会在型塑个人,同时个人也在建构社会。因而,在具有“自上而下”改革压力与“自下而上”变革要求的双重动力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程中,既要考虑国家、集体对个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个体对于集体、国家等社会存在的影响。[5]

其四,实践结构论。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社会,社会实践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巨变:一方面,这种变化具有普遍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践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不是局限于某一层面,而是波及各个领域,具有通同共生、连锁反应的特点。造成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根源,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因此,实践结构论不仅揭示了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也提供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运行与转型的“双侧视角”:一是在历史长时段中揭示现代性的总体趋势及其逻辑,一是在本土社会转型的具体视域中透视快速演进、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6]

其五,学科本土论。社会学是在欧美文化中生成壮大的知识体系,对于非欧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社会学则是地道的舶来品。然而舶来的社会学并不一定与本土社会文化有效匹配,所以移植引进之后大多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社会学本土化就是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7]社会学中国化是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体现,其根本目标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并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

上述“五论”有的已经比较成熟完善,有的仍处于需要进一步提炼升华的阶段,如实践结构论。另外,“五论”只是郑杭生社会学研究体系的主体骨骼,除此之外,郑杭生近年来还进行了多项极具现实感的研究,如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探索、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的分析、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倡导等,它们既是对以往“五论”的具体展开,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又成长为新的理论发生点。

正如郑杭生本人的总结,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学科本土论及其衍生命题,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个轨迹点、支撑点,是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变迁,开发传统学术资源,并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反思自己、审视别人,进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8](P3)因而,理论自觉是一条贯串“五论”及其衍生命题的“自觉”线索,为我们解析郑杭生社会学研究体系的本真内涵提供了恰切的方法论视角。

历史地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移植性格,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实用、应用品格,所以1949年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普遍重视问题分析和经验调查而忽视理论提炼概括。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这种品格仍旧在相当程度上被延续,经验调查和问题分析被置于首位而理论建设被有意无意忽略。郑杭生深刻洞悉这种碎片化研究的弊病,因而积极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身体力行进行问题和经验的理论提炼。这种努力既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他和他的学术团队被称为社会运行学派,其理论探索被誉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9]那么,以上“五论”及其衍生命题何以被看作一个系统化的体系?

其实,谢立中在此前就指出,学科本土论为社会运行学派提供了目标和方法论方面的前提,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构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主体,社会互构论则是对这一理论主体的进一步深化。[10]李迎生也认为,诸论是内在逻辑严密的统一整体,学科本土论为该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基础,社会运行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转型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拓展,社会互构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深化。[11]而郑杭生本人的说法是:社会运行论是基础,社会转型论是深化,学科本土论是追求和方法论,社会互构论则是各论的进一步升华[12],实践结构论又是在诸论基础上进行的新探索[6]。当然,这一说法是从思考轨迹与研究推进的时序方面给出的先后排列关系,而不必是指理论统一体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整体上而言,“五论”并不是当其中某一个理论完全成熟定型之后,才提出下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而常常是在阐述论证前一个理论命题的过程中,就已经从新的角度对与之关联的新论题做出阐发说明,进而形成另一个新的理论。在提出并论证新的理论命题过程中,对于之前的理论也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仍旧适时地做出补充深化,使之更趋成熟完善。因此,“五论”在时序上的关系,只是其提出、论证在时间表上的位置排列,并不等于彼此之间在内在理路上的逻辑关系。也即是说,尽管“五论”是在不同时间先后提出并分别论证建构的,在时间上表现出一种次序性,然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并非与其生成时序严格吻合。这表明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并非范畴与命题的多样自由组合,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理路和思维主线。

结合学界同人的相关看法,以一个简单模型来比拟“五论”的逻辑关系:社会运行论是主体、是核心,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社会转型、社会互构、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等理论命题的内容与取向;而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其他理论命题则是分支别干,从不同问题、不同视角阐释中国社会的运行,同时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展开;而学科本土论则是这个模型的说明手册或操作指南,超越社会学的具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成为对具体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阐释。

因此,“五论”不是平行的并列关系,而是在内在的逻辑理路上有着主从之分,其间的主从关系是由它们各自在其共同组成的理论统一体中的角色位置决定的。诚如 杨敏教授所言,若论开源拓荒,奠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诸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13]这当是以“社会运行”标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建构的理论流派的本质所在。而社会运行论在诸论中的核心位置,源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高屋建瓴的规划与阐释。因为郑杭生清楚地认识到,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界定,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若要博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对此给予富有创意的、合乎理据的回答。

上世纪80年代留学英国期间,郑杭生就开始深入思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回国之后他正式提出自己的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14]这一定义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界的广泛认同,而且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关键点——社会运行一词也早已成为了日常流行语汇。据郑杭生本人对形成这一观点的思想历程的回顾,社会运行论一方面是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和吸取,另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促使郑杭生关注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除了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也与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切身感受息息相关。

郑杭生发现,从建国之初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初步良性运行加上中性运行只有17年左右,而局部恶性运行和全面恶性运行却占13年左右。这一状况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机制下可能陷入恶性运行。而当陷入“文革”那样的全面恶性运行时,不仅整个社会停滞倒退,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受到伤害。同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变迁,郑杭生也发现,传统中国既有许多著名的治世,也有不少典型的乱世。而当世运离乱或处于恶性运行状态时,就意味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济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因此,社会运行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兴衰,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前途和利益。[15]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郑杭生在他的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自觉地将去乱趋治、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作为根本追求。

另外,郑杭生提出社会运行论也与严复的影响密切相关。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时,把“SOCILOLOGY”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严复如此译述,是与中国传统治乱观念的影响分不开的。在《群学肄言》的译序中,严复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16]即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探寻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正是受到严复的启发,郑杭生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建国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思,形成了社会运行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的观点。尽管运行“三分法”有别于严复的治乱“二分法”,但在内涵上却承继了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

因此,社会运行论融会经典社会学范畴与命题,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求治去乱的理念与实践,既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也从中国历史变迁与传统思想中揭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逻辑。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的借鉴和吸纳,保证了社会运行论之社会学的学理品格,而对中国治乱盛衰之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之学术传统的继承,则使社会运行论获得了独特的文化禀赋。

文化禀赋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学理论命题所获得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并由此表现出异于其他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鲜明文化特征。社会运行论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特色”的重要根源是其“中国”的文化禀赋,即根植历史变迁和时代主题,熔铸传统思想和先贤智慧。这一文化禀赋与理论自觉相辅相成,理论自觉锻造了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学理自性,而文化禀赋则塑造了其学理自性的核心品质。

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彰显了其不同于国外社会学理论之内涵特征的异质性,而这一异质性正是其中国特色的所在。换言之,社会运行论之所以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并非因为资料对象或研讨问题属于中国社会,也不是由于创建者为中国人,而是因为社会运行论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必要的元素和成分,中国文化给予其特定的内涵、特征和表现等。由此,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是隐含在其话语、逻辑之中的中国元素,这些元素不是可以被分离出来的知识点,而是与其宗旨、议题融为一体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

在世界范围内,属于同一个学科群的学者们虽然使用着相同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同一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却常常因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差异甚大。导致差异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那些擅长现学现用的学者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而造成谬种流传,其实也表明某些理论或概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恰切的内涵所指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知识门类,社会学围绕大体一致的论题,使用基本相同的概念,是在一种通则性的、普适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展开言说。不过,所谓的通则性、普适性是从理想状态就其使用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的,实际上在“普”和“通”的背后,有着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而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隔膜。

社会学是现代西方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知识体系,是一种舶来的异域文化知识,故而才有本土化、中国化的诉求。当前,有关“中国化”的讨论和研究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浩若烟海,涉及中国化的理论可能、实践途径和衡量标准等方方面面,其中中国化的实践途径尤其受到格外关注。就社会学的中国化途径来说,关注本土文化元素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成为海内外学者们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共识和共同选择,如美国的林南等,港台的金耀基、叶启政、萧新煌等,大陆的费孝通、郑杭生等,他们毫不例外地将中国化的目光转向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的特征。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赓续传承、绵延不绝,在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仍旧坚韧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虽然在西风激荡之中发生了剧烈变化,可是在变化之中仍有坚持和坚守,特别是深入文化基因的价值观念,在千变万化的形式之下,仍旧保留了一如既往的内核。由此,回溯历史、关照过去,能够使我们透视现代性的迷幻表象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也正是如此,“开发传统”是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念,因为只有深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找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柢与特质,才能保证社会学在服务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17]如上文所示,郑杭生开发传统的视界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和历代学者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思想传统。“开发传统”有多种方式和多种视角,郑杭生社会学研究开发传统的方式主要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郑杭生指出,只有加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才能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在郑杭生看来,通过科学地反思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等的思想与文化,继承和弘扬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真正使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18](P3)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研究给予了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独特的文化禀赋,因此,郑杭生不仅在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中时刻贯穿着社会思想的有益元素,而且切实完成了一大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著述。

早在1995—1996年,郑杭生就组织学术团队搜集资料,为深入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资料选编以社会运行论为指导原则,分为七个专题: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盛衰;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治世的理想模式;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以此为基础,郑杭生与其他合作者一道,发表了多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收录在四卷本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中,成为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的主打著作,标志着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运行论既然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变迁实际中来的,当然也能够回到历史实际中去,对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及其思想传统做出清晰透彻的理解诠释。《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就是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诠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治乱盛衰——入手,开拓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视野应用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系统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和实践。去乱求治作为善治理念,与社会秩序与进步、社会良性运行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相应地,去乱求治思想传统中的某些元素既可以作为有效分析认识当代社会的有益成分,同时可以“反哺”社会运行的理论思考,给予社会运行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取得的良好效果,再次说明社会运行论不仅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且能够回到历史中去,熔铸历代思想家关于治乱盛衰的思考探索,使社会运行论与传统社会思想互构共契,进而达成同一关系。从历史中来,又回到历史中去,从而使以社会运行理论获得了深厚的文化禀赋,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色彩。

社会运行论根植于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脉络,并熔铸历代仁人志士探索去乱趋治的传统社会思想,同时坚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和深层理念,毫无疑问,这一品格使社会运行论既具备社会学的一般性质,又涵蕴中国文化的特殊禀赋。而与社会运行论有着密切逻辑关联的其他具体理论,如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对以上诸论做出社会学阐释的学科本土论,也都具备来自传统的文化禀赋。

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19](P205)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郑杭生坚持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之所以强调这一转型观,不仅源于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论洞悉,也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包含着诸多传统因素的社会,仍旧处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之中。也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文化赓续不绝的延伸性具有深刻理解,郑杭生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张构想、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总结规划,无不立足于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一基本社会事实,不仅特别强调传统对当代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注意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有益元素,从而使社会转型论及其深化命题具备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禀赋。

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个人与社会关系动态演进的阐述和诠释,也包含着着来自传统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的启迪与影响,因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核心。[18](P6)社会互构论的另一主要阐释者杨敏指出,社会互构论实质上是以社会学理论的方式,对中华文明的“柔性融和”与“和谐大同”等传统脉络的延伸。“柔性融和”是社会互构的一种表达机制,这一过程使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重新组织起一个共生空间,这些多元文化的核心结构如价值、理念、信仰等,要素结构如符号、象征、意义、仪式等,规范结构如习性、风俗、禁忌、戒律等,在此发生交叉、重叠、复合,在相互调适、修正和改造中发生协同性的转化,即互构共变。各种原生文化的差异性、具体性、多样性得到吸纳,其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也得到升华,最终汇聚为一个新的复合型文化体。[20]因之,社会互构共变,特别是互构谐变的思想,同样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同样具备中国的文化禀赋。

实践结构论的中心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社会行动与社会生活发生的结构性巨变问题。尽管这一理论的着眼之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行动,但是这个“当下”得以展开的前提——现代化、社会转型,在郑杭生的理论中都与“过去”、传统密切关联,因而实践结构论仍旧没有跳出传统的“掌心”,仍然笼罩着“过去”的“阴影”。这一点也可以从郑杭生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意义的说明中一见端倪。郑杭生指出,通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发掘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和命题,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经验理论化、概念化,进而形成理论原理或学说,不仅能够为当下社会生活提供来自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支持,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完善社会学的知识体系。[18](P4)就此而言,实践结构论同样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着不解之缘,具有来着中国文化的独特禀赋。

学科本土论的“本土化”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有益元素纳入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当中,从而使其具备中国的文化禀赋。郑杭生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是立足现实,同时也与弘扬传统分不开。而所谓弘扬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纳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盛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21]开发传统,并不仅仅满足于应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打量过去曾经发生的、被资料文献记录而有幸留存至今的那些事实,而且要将由此呈现出来的过往事实所蕴含的情与理,融入既有的理论视角中,生成诠释当下的新理论。郑杭生近年来大力倡导的“理论自觉”,就是对学科本土论——即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结合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

综而言之,郑杭生的“五论”无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无不具备独特的中国文化禀赋,而这一文化特质都可以在“理论自觉”那里得到积极回应。因此,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文化禀赋,不在于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收编帐下当作资料和对象,而在于将那些仍旧对现代、对当下产生深远影响的过去之情和理,化为自身的有机构成。故而,社会学的社会思想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分析、解释纪录在案的历史文化事实,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历史文化事实所涵蕴的情理、智慧转化为当下的理论元素。

世纪之初, 费孝通先生在推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又曾大力提倡“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要求将传统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中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旧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观念、意识、价值等,纳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之中,使中国社会学达成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22]费孝通拓展社会学界限的实质,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应注重对文化的研究,要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融入那些在现代社会仍有顽强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元素,从而有效提升中国社会学的认识能力。

而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体系,正是在综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本土社会现实,融入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有益元素,进而由此生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因此,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由于其历史厚度[23],达到了其应有的现实高度。从这一点来看,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在熔铸传统社会思想、锻造中国文化禀赋方面,恰与费孝通拓展社会学界限的理念遥相呼应。而且从郑杭生的“五论”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在建构之初,就明确表现出开发传统的学术自觉,在时间上甚至要比费孝通的倡导要提前许多。

概而言之,郑杭生的“五论”在社会学的中国化实践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特别是其深厚的文化禀赋,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社会运行论之中国特色落在了实处。因此,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是世界眼光与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 郑杭生先生被视为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之一,也是名实相符、当之无愧的。[24]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J].江苏社会科学,2009,(5);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2,(6).

[2]郑杭生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3]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J].中国软科学,1994,(1).

[4]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5]徐晓军.社会互构论:超越经典二元对立社会学方法论的新探索[J].西北师大学报,2012,(5).

[6]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

[7]郑杭生.社会学本土化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三[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1).

[8]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9]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J].河北学刊,2006,(5).

[10]谢立中.社会运行学派:理解与评论[A]. “中国特色社会学——历史、现状、未来”研讨会论文集[C].2005年9月.

[11]李迎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郑杭生社会学探索历程[J].社会科学战线,2007,(1).

[12]郑杭生、童潇.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J].甘肃社会科学,2009,(5).

[13]杨敏.社会学的时代感、实践感与全球视野——郑杭生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兴起[J].甘肃社会科学,2006,(3).

[14]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N].光明日报,1985-7-29.

[15]郑杭生.社会运行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4).

[16]斯宾塞著.群学肄言[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7]郑杭生.论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J].天津社会科学,2008,(3).

[18]郑杭生、江立华等.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9]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0]杨敏.瞭望文明:在共同生活中收获智慧构筑安全——关于比较文明研究的一种社会学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2,(2).

[21]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J].东南学术,1999,(5).

[22]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2003,(3).

[23]董驹翔、董翔薇.学术的历史感——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厚度[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4).

[24]龚长宇.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

本文发表于《学术论坛》2013年第8期,发表时有增删修改。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研究”(10CSH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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