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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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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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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陶瓷史之四:器物的文化表象  

2013-03-16 22:07: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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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陶瓷史之四:器物的文化表象

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写道:“人类思想完全是社会性的:起源是社会的,功能是社会的,形式是社会的,应用是社会的。从根本上,思维是一种公众活动――它的自然栖息地是院子、市场和市镇广场[1]。”这些栖息在院子里,市场上和市镇广场上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载体,因为思想是看不见的,其需要有具体的物来作为载体。所以, 马凌诺斯基说:“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2]”。这些人类学家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文化其实都是由各种的物来承载的。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3]。因此,因此,以器物来谈文化,比抽象的空对空的谈文化,更容易明白。

而中国古人也曾说“器以载道”,“形而之上谓之道,形而之下为之器”,这其中的器,就是物,而道就是文化,就是蕴藏在其中的思想。而中国的瓷器也一样,其一方面是人们的日常器用,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象征物。因此,如果我们研究中国陶瓷史,只研究其中的物,而不研究其中的文化和思想,或只研究器,而不研究道,一方面缺乏深度,二方面缺乏整体性,简单的描述,只会让我们看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相互之间没有多少联系的器物,而不知道在器物背后还有一整套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史。

   马凌诺斯基说:“文化是一群人所共有的集体表象和准则[4]。”而陶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是如何来表达中国人所共有的集体表象和准则的?这是笔者在写陶瓷史的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怀特将整个文化划分为三个亚系统, 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 。他认为,三个亚系统之间的关系是技术系处于基础,思想意识系统处于最上层,中间为社会系统。技术系统对文化的进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5]。同时,思想意识系统表达技术系统,并反映社会系统[6]。他这三个系统的论述,在陶瓷史的发展中都得以表现。

陶瓷的生产需要技术,不同时期新的陶瓷品种,新的装饰画面,新的表现形式和各种新的进步,从表面看都是由于技术改革和新的材料的运用而造成的,但通过笔者的研究,认为,实际上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追求所导致的技术变革,因此,思想意识系统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如中国最早烧制成功的是青瓷,而不是白瓷或黑瓷。从技术上来讲,是因为古人最早掌握了还原焰的烧制青瓷方法,而不是氧化焰的烧制白瓷的方法,但实际上是中国人崇尚玉和崇尚青色的观念,导致了陶工们对于青玉般的陶瓷质感的研制。包括明清以后彩瓷的出现,表面上是因为陶工们掌握了新的绘制技艺和发明了许多新的原材料,但实际上也是城市生活和新的审美追求,新的价值体系带动了的新的物质与精神的追求。但光有新的技术,新的思想体系是不够的,要实现新的变革,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分工才能实现,这就是新的社会系统。其中包括官窑制度,官方对于民窑的管理方式,还有对于贸易港口的管理政策,对于手工业城市的分工等等,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除了这三个系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外部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如斯图尔德所认为的,一种文化是一种技术、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构成,它经过调整而适应于其自然居住地和周围的相互竟争的其他文化[7]。陶瓷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如越窑在北宋中期衰退就与当地森林植被的萎缩,燃料的减少有关。如果我们纵观中国的陶瓷发展史,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窑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自北而南,在南方还存着自东向西的传播倾向,根据古气候学研究的成果,中国的温暖带经历了从北而南的移动。仰韶文化—商代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潮湿,地区的森林覆盖面比较广,利于陶瓷的发展。同时在西汉以前,北方除西周有过短暂的寒冷时期以外,一直处于长期的温暖时期,这就造成黄河流域文明蓬勃发展的气候与生态条件。在这个时期,窑业中心座落在渭水至郑州一带的黄河中游沿线。东汉魏晋南北朝寒冷线南移,加上东汉后期连年灾荒(也是自然条件恶化),造成政治动乱和经济萧条,而南方却处于相对安定和温暖的气候环境中,结果造成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也就在这个时候会稽窑成功地烧造出青瓷,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青瓷产地,产品远布于江南各地,甚至越过长江传到黄河流域。隋唐五代时期北方的气候再次复苏温暖,这对黄河流域成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是至关重要的,南宋元代,北方又出现寒冷期,植被萎缩,各种燃料难以为续,窑业改用煤炭,北宋末年终于抵挡不住南进的少数民族的攻击,大量人口向南迁移[8]。南宋时官窑设在首都临安(今杭州),从此中国的陶瓷中心就再也没有越过长江以北。

不仅是植被与气候,河流的改变也会导致一个地区陶瓷业的衰败与兴旺,如耀州窑到元以后就走向了衰败,以往认为是战争的原因,但笔者通过考察,怀疑也是由于自然环境产生变化所至。据记载,耀州窑以铜川黄堡镇为中心窑场,沿漆河两岸密集布陈,史称“十里陶坊”。但2004年笔者到达耀州窑遗址,当年窑场密布的漆河已经干枯成为一条小水沟。历史上所有产陶瓷的地方都是依山傍水,山上产原料和燃料,而水可以淘洗瓷泥,还可以成为粉碎瓷石的动力,同时河流还是重要的承载运输的通道。如果没有河流,瓷区就无法兴旺。所以古代往往是沿河建窑,沿窑成市。因而耀州窑在南宋以后的衰败,也许与漆河的干枯有关。

因此,斯图尔德认为,创造过程的全部结果就是产生一个有组织的文化整体,一种综合性的技术、社会和观念,它应付着可供其选择的自然界和外部文化的双重影响[9]。为此,我们在研究陶瓷历史时,除要注意不同历史时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这三个变量是如何互相发生联系之外,还要关注自然环境的改变是如何在其中发生作用的。而由于以往陶瓷史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关注较少,所以相关的学术报告不是太多,相信随着今后研究的深入,人们在考古发掘以及文献整理时会越来越关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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