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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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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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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新陶瓷史观之三 民族的迁徙融和与文化互动  

2013-03-16 22:05: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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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新陶瓷史观之三 民族的迁徙融和与文化互动

 

人类学家最初重视的是差异,更多地关注的是边缘而不是中心。并认为,文化多元、文化共存,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统一的普世现象。 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有生物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各民族文化的价值是平等的,不可以高低等级加以划分。因此,任何文化都是平等的,世界文化的发展不存在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关注到多民族文化的互动,不要以汉族文化的发展掩盖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贡献。

如果将这样的观点引用到中国陶瓷史研究的话,我们首先认识到的就是,中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各个不同民族陶瓷文化的相互发展,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陶瓷史的特有景观。从原始时期来说,在新石器中晚期出现了以黄河中游为主的仰韶文化,以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主的大汶口文化;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大溪文化、山背文化、马家窑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以珠江为中心的石峡文化;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的陶器。其告诉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很早就是多元的,多地区和多民族的。到后来中国有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也有秦汉时期的大统一,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不同民族政权的相互并立,到后来唐朝的大统一。不同民族的陶瓷艺术发展始终是在这些分与合之中,既有相互地独立创造,又有相互地交融与影响,到唐代不同民族陶瓷文化和技艺的融合,形成了中国南青北白的大的格局。同时,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还产生了唐三彩、唐青花瓷、长沙窑的釉下彩等这些为西北少数民族服务的陶瓷艺术品种。

到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高峰,名窑遍布大江南北,是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篇章。但以往由于汉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严重,导致以往我们在谈到宋代陶瓷时,主要关注的是汉民族的陶瓷发展,较少关心当时少数民族统治地区的陶瓷发展。但实际上宋代除两宋之外,还有辽、夏和金,尤其是辽和金,两个政权所占领的疆域都远远大于两宋。 在以往的中国陶瓷史上,虽有对辽瓷的简单描述,但对其在中国陶瓷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关注还远远不够。金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和辽一样在于它加强了少数民族政权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和辽不同的是,当金取代辽后,金据有中国的核心中原地区,且同时据有辽东全部及漠南部分地区, 而金的中心却在传统中国汉族地区。如果没有金,不仅辽不能进入中国正史,而“中国”也将是一个变质的中国,因为符合传统“中国”标准的汉族政权——南宋, 已经放弃了中国的核心中原,凭借着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很难成为完整的中国。因此,金的历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重要一环,没有金史,中国历史就不 完整,中国文明更不能做大。另外,金朝使得东北地区进入了中国历史的主流,从此在中国大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这对现代中国及世界地缘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陶瓷史的角度来看,金代的疆域后来深入到中原地区,包括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一带。北宋时期的著名窑口:汝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等都在其的范围之内。金时期的定窑和磁州窑的发展,虽然没有得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但它却是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窑口,如后来元代青花瓷的许多技法就是来自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其中也包括了金时期的白地黑花的影响;还有产生于金时期的红绿彩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彩瓷的先河,后世的元红绿彩瓷、大明五彩瓷和清康熙五彩瓷等陶瓷装饰技法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后世彩瓷所需要的白瓷胎与定窑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金时期的陶瓷生产为元明清青花瓷和彩瓷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中国陶瓷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但金在陶瓷史的研究中,并没有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有的学者在写陶瓷史时甚至将此一历史阶段给直接省略掉了。针对这样的情况,本书在金代陶瓷这一部分尽可能的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另外,元代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一方面由于元朝立国时期甚短,史书记载不多,过去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虽不断有所发现, 但由于元代是蒙古族掌权,其少数民族的地位,致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存在着重宋明,轻元瓷的偏见,甚至将一些精致的元瓷误定为宋代产品;或将一些优美的元代青花瓷断列到明代。还有的认为元代瓷器可笼统概括为厚重、粗大、笨拙。

如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在“元代的陶瓷”章节中仅仅谈到“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在前代的基础上,仍继续生产传统品种”,而对于其他一些瓷器则只字未提。 但随着近年来配合工农业基建工程,在江西高安、乐安、宜春、永新和萍乡等地发现一批青花和釉里红等元代瓷器标本,特别是近几年来集宁路元代古城多处窖藏所出景德镇,定窑、钧窑、龙泉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南北各大窑系瓷器精品,特别是元青花、釉里红和“枢府”款卵白釉瓷的大量出土,使人目不暇接,大开眼界,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学术极大关注[。从近年发表的一些资料(多为元代窖藏瓷器出土资料)中看到,在元代,继续生产瓷器的窑口还有不少,如建窑、耀州窑、定窑等窑场都有瓷器生产。实际上这也是由于汉族中心主义的影响,以至于对元代陶瓷业的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正在纠正着这一偏差。而本书也希望通过弥补着这历史上研究的不足,来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来重新认识不同民族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的共同建树,做到相对客观的认识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

 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在历史关键的事件中是野蛮人对文明社会的入侵,这导致了旧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产生。翻开世界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先进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往往会被相对于自己更加野蛮的文明所入侵,而这种野蛮文明的入侵,虽然打断了以往先进文明的传统,但却植入了新的活力。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被外来的野蛮民族所取代,而中断了他们的古老传统。而唯有中国例外,这是为什么?

   通过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来探究这一问题。中国在历史上,从魏晋南北朝到五代十国,到两宋的夏辽金,再到元代和清代,大都是被北方的草原民族入侵,到最后取得政权。这些草原民族大都是游牧民族,打仗强悍,但在文化制度及手工业的制造上却远远的落后于汉族。所以他们虽然推翻了汉民族的政权,但却没有消灭其文化,反而是非常虚心的学习汉文化。包括陶瓷业也是如此,我们看到的金元包括请时期,虽然是少数民族掌权,但中国的陶瓷技艺不仅没有被中断,反而增添了新的活力。金代的定窑、磁州窑为元代的白瓷,青花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元代的青花瓷,釉里红、高温颜色釉,为明清彩瓷和丰富的高温色釉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清代的康雍乾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高峰。 以上例子说明,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其可以容纳各种的外来文化,并对这些外来文化加以消融,让其成为自己的传统。另外,不同的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建构也是有很大的贡献的,正是由于他们共同地推动,中国的历史才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如果从原始陶器来算,就有了上万年的历史。

  由此可见,历史过程就是民族迁移、融合、相互影响、人种特征的改进、文化变迁和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忽视了这其中的民族因素,我们所书写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中国陶瓷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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