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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陶瓷学

从古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灵魂Zhongyuan ceramo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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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构中原陶瓷学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旨在从中国陶瓷文化研究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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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宝昌:钧瓷底款铭文“寿成殿”  

2013-02-26 20:46: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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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颍水陶钧《走近耿宝昌》

 

                         颍水陶钧

       人物介绍    耿宝昌,男,汉族,1922年生于北京,原籍河北辛集,。他1936年开始从事古陶瓷鉴定,1956年应聘于故宫博物院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古陶瓷及其他古代工艺品的研究,重点研究历代陶瓷。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为国内首部古陶瓷研究鉴定学论著。1973年始,多次出国,赴法国、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荷兰、葡萄牙、比利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进行考察、鉴定和学术交流。曾任河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陶瓷专业历史系教授、台湾文化大学史学博士生导师及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教授。1981年始,历任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历史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壬辰岁末,因《钧瓷年鉴》编纂相关事务,笔者到北京出差,先后走访了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委员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部门相关领导与专家。到京后,约请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馆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谈谈钧窑的有关问题并为《中国钧窑茶具艺术》题写书名,耿老爽快地答应了。由于天气寒冷,我们约定在耿老的家中见面。                    

    之前,与耿老见过几次面,对这位中国陶瓷泰斗的人生脉络比较清楚。耿宝昌被誉为“文博界的人间国宝”,他的陶瓷生涯是从学徒开始的,启蒙老师是享誉20世纪中国博物馆界的著名瓷器专家孙瀛洲,孙先生30年代开的“敦华斋”是京城极其有名气的文物店。14岁时,耿宝昌到敦华斋做学徒,最初干的都是体力活。他专注、聪慧又吃苦耐劳,记忆力超群,敦华斋每年都要来十几个学徒,但能留下的只有几个人。耿宝昌的踏实逐渐赢得了孙瀛洲的信任,并让他管理库房。为了学习鉴别文物的真伪,耿宝昌总是非常仔细地留心老师与客人之间的谈话,靠自己用心体会去学习。敦华斋每年光库存就有一万多件的官窑精品,而当代一个普通的博物馆也仅有几千件而已。耿宝昌称自己读了古瓷鉴定的“哈佛大学”,受到了最专业的训练。在当了10年的学徒后,1945年,只有22岁的耿宝昌开了自己的文物店——振华斋,它的原址就在今天琉璃厂荣宝斋的地方。虽然他年纪轻,但是在圈内名气很大,那时他只看最美、最珍贵的东西。解放后,1956年,故宫的老院长吴仲超对故宫原有的东西进行鉴定整理,便把过去年长有声望的人网罗到故宫。老师孙瀛州被请到故宫,他还向吴仲超举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34岁的耿宝昌。从此,耿宝昌在故宫工作了近60年。他阅宝无数,博览天下最精美的瓷器,最终成为中国曲指可数的古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先生与钧瓷结缘,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钧瓷十分名贵,1件钧窑洗便价值10000块银元。20世纪40年代,1件钧窑洗值200两黄金。“家有万贯,不如钧窑一片。”耿先生对此有深切的感受。28年前,耿宝昌先生就到禹县进行钧窑考古调研。他时刻关注钧窑的发展,希望钧瓷事业的后继者弘扬中国古老的陶瓷艺术,不断地开拓创新。

    当天是星期四,由于上午办理公务的地点距耿老家住地较远,加之我们对北京“首堵”的交通情况估计不足,到达西城区西四东大街时,已是下午5时许了。叩响耿老的房门,我们再次听到熟悉的声音:“是河南禹州的朋友吗?路上又堵车了吧!”一句话。消除了我们心中的忐忑。满头华发的耿老一身便装,显得愈加和蔼慈祥,与在故宫着正装相比,老人似乎矮了些,走路也拄起了拐杖。他颤巍巍的领我们在满是陶瓷书和各种陶瓷标本的书房坐下,关切的询问起钧瓷来。

  

      钧窑遗址是钧瓷历史的见证

   我向耿老呈上精心挑选的三盒禹州出土的古钧瓷片,其中一盒为禹州鸠山九龙潭出土的宋钧瓷片,另外两盒分别为神垕刘家沟出土的金代瓷片、磨街乡出土的元代瓷片。耿老对每盒瓷片都认真观察,从底足、釉、粘连物等全面分析。几分钟后,他徐徐地说:“你对这几种瓷片的判断基本正确。你们禹州是宋代钧瓷的发源地,就已经发现的钧窑遗址来说,禹州是最多的,尤其是宋代窑址,是别的地方所不能比的。这是你们成为钧瓷发源地和钧瓷中心地域的实物遗存,你们要加倍珍惜。要向地方政府做好汇报,进一步加大钧窑遗址的保护力度,丰富保护形式,完善保护措施,切实把钧瓷文化遗存保护好。”看到耿老愈发兴奋,我不失时机的请教钧窑断代的特征。老人家不加保留的告诉我们:宋代钧窑大体上分蓝、红两类、具体的可呈现月白天青天蓝、葱翠青、玫瑰紫、海棠红胭脂红、茄色紫、丁香紫、火焰红等。其蓝色不同于一般的青瓷,是各种浓淡不一、具有莹光一般幽雅的蓝色光泽;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它青瓷的另一个特色;钧釉中的紫色引人注目,是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其紫斑在工艺上是将青蓝色的釉上有意涂上一层铜红釉所造成的。蚯蚓走泥纹也是钧釉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原因是由于钧窑瓷胎在上釉前先经素烧,上釉又特别厚,釉层在干燥时或烧成初期发生干裂,后来在高温阶段又被粘度较低的釉流入空隙所造成。

     金代钧瓷多盆、碗、碟、罐、瓶、盒,其炉、鼎、尊很少,缺少审美力度,以及纯美学欣赏功能的造型,标志着功能的转换,角色的变更,即成为民窑日用的回归。从胎质上看,其质地较宋钧松散,色彩灰度不足,泛土黄色或有淡红色倾向;击之,声音暗哑,有陶的声音倾向,这主要是温度过底,选料不细所致的;从釉色上看,天青、天蓝的底色上有的也呈有红斑、紫斑,但斑状成块,虽有流动性但很僵硬,其波散成晕,色彩暗哑,中心斑状有明显的点斑装饰倾向,其装饰意识、装饰追求尚在朦胧之中,显得相当幼稚。大部分作品釉色浅薄、单调,与宋钧那种古彩斑澜的艺术效果,有着明显的差距。

     元代钧窑器的胎不如宋代细润,特征是胎质较粗松,呈色白、灰白、黄、红、黑。积釉肥厚,浑浊失透,多棕眼,釉泡,光泽较差。施釉不到底,圈足宽厚外撇,内外无釉,足内胎面常留有尖状痕迹。元代钧窑器多施以天蓝、灰青、月白色釉,并涂抹含铜釉药,经高温还原后呈现红、蓝、紫色的斑块。由于钧窑釉质肥厚失透,刻、划、印花不易显露,所以除了饰以彩色斑块外,也常采用堆贴花为饰。 器型一般厚重,有长瓶、胆式瓶、花口莲座瓶、三足炉、筒式炉、荷叶盖罐、双系罐、鸡心式罐、执壶、 枕、收口碗、墩式碗、鸡心式碗、 缸、洗、盘、碟,亦烧大器。

     耿老稍稍停顿一下,接着说:“禹州鸠山九龙潭宋代钧窑址在资料上看到过地名,没有见到过实物,仔细观察这盒瓷片,与其他地方出土的确实有些不同。总体来说,民窑钧瓷,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尤其是胚料中的大部分原料,在封建社会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不能长途运输,所以胎的颜色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灰胎,也有褐胎、白胎、红胎,不可一概而论。判断其年代,应该把握其工艺和施釉特征,才能更加接近实际。”

钧瓷复仿制品要形神兼备

        同行的钧瓷复仿制老艺人刘书强先生的弟子递上一只仿宋钧天青釉板沿斗笠碗。耿老从板沿看到圈足,反复审视了两三遍,并用手指轻轻弹了两下碗腹,大约两三分钟的时间,老人没有说话。这位大家已经完全融入到器物中,我们看到的只有品味、鉴别、严谨。“我是第一次看到宋代钧窑这样的造型。在故宫,无论是实物还是前几年展出的残器,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器型。这件器物的原型是禹州出土的吗?”耿老有些疑惑地问道。“这种器型是在与禹州神垕一山之隔的磨街乡出土的。”我回答说:“磨街乡在宋元时期称为西吴镇,当时是禹州重要的陶瓷产区之一。这种器型在禹州钧窑造型中也不常见,出土的数量不多,但实物确实存在。这件斗笠板沿碗是按出土残器复原的,而且复原的尺寸与原器一致。”听了我们的解释,耿老评价道:这件作品无论是板沿、折口、圈足还是施釉的方法都很到位,宋代钧瓷就是这样,线条圆润流畅,折沿出筋清晰分明,胎质大部分为灰色和灰褐色,充分体现出铜口铁足的特征。另外,宋钧器皿的胎体较薄,圈足窄,工艺精细。早期宋钧施满釉,采用支钉的烧制方法,这一点你们要格外注意,钧瓷支钉烧延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元代,支钉烧在一些高档瓷上仍在使用,只是工艺不如宋钧精细罢了。这件器物的重量也合适,应该说,复制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接过耿老的话题:“耿老师,以您的眼光看这件作品,还有哪些地方要改进的,它不足的地方是什么?怎样才能使其与宋钧更接近呢?”老人稍加思忖:“要改进的地方在釉上,它的不足还是在釉上,这件作品的天青色已经到位了,但是仅凭手感就能感觉到硬度不够。你注意到我刚手指弹碗的动作了吗,我是在听声音呀,你们应该把釉调硬些,使之达到宋代钧瓷烧成的标准。”我不禁发问:“耿老师,把釉再调硬些就得提高烧制温度,那样的话,烧成范围会更窄,烧成的难度又要加大呀!”耿老师接着说:“是的,应该再提高烧成的温度,这样不但会增加烧成的难度,而且对原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形神兼备,才能彰显宋钧的神韵。”

三、钧官窑断代不能以偏概全

最后,耿老把话题转到了钧官窑的断代上来: “关于钧瓷产生的年代,我的观点是保守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艺术风格,宫廷传世器物属于北宋,确凿无疑。我们要维护民族的荣誉,钧窑的断代争论了许多年,经过钧瓷考古发掘,民窑钧瓷的北宋说被大多数史学学者所接受,钧官窑争论还比较激烈,不仅有宋窑说,还有元末明初说,甚至准确到了明早期。学术上争论很正常,但我们一定要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观点。外国人没有深入了解中国钧瓷的历史,也没有下功夫调查中国的古代钧窑遗存,仅凭本国博物馆或艺术馆内收藏的一些钧瓷器形就判定钧官窑是明代的,这些根据是不充分的。就现在已公布的资料来说,宋代钧瓷没有文献记载,元代也缺乏文献,明代也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钧官窑。我们把钧官窑定为宋代,也就是说故宫传世钧瓷为宋代,这是有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发掘资料支持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新的资料说这个结论是错的,那么我们就要维护传世宋钧的说法。2004年,钧官窑范围内的禹县制药厂窑址出土的残片被一些学者认定为元末明初的,并由此推断钧官窑也是元末明初的,这种推断不能成立,制药厂窑址出土器物与钧官窑只是接近而已。我们要看到钧官窑的范围是很大的,有钧瓷区、汝瓷区、白底黑花瓷区,烧制时间从唐代一直延伸到明清。在钧台窑范围内,钧官窑是很特别的,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研究课题,对钧官窑的年代不能轻易否定,要进行专门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不能以偏概全。”耿老师稍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一直关注着钧窑,关注着钧窑考古发掘和民间发现。这几年制药厂窑址及钧台窑范围内新出土的资料我都看了,总的来说,钧台窑博大精深,包含的内容很多,钧瓷区内出土的有汝瓷,汝瓷区内也出土的有钧瓷,白底黑花瓷区也有与钧、汝共生的,你能说汝瓷不是北宋的,白底黑花不是北宋的?况且在宝丰清凉寺窑址中也有钧瓷共生,清凉寺汝官窑是北宋的,这能说宋代没有钧瓷吗?种种事实说明,传世宋钧不容置疑,这是我始终坚持的观点!”我适时地给耿老递上《中国钧窑志》:“耿老师,在钧窑志中,我们仍然采用了钧官窑宋代说。志书是官书,记述的主题应该与当代官方考古机构公布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在钧官窑年代上的学术争论较多,但我们的主线一定要明晰。耿老师,我们做的对吗?”耿老对此表示肯定。他接着说:宋钧那种淡雅、质朴的特色与其他宋官窑的美是一致的,有着相同的神韵。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把我们最名贵的皇宫所存的宋代的钧窑瓷器,都说它是明代的,这一点我不认可,我现在在找更多的文献资料和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时代,现在发现有钧瓷底款铭文‘寿成殿’的,你们回去查一查,这个殿名是什么朝代的,这个或许可以解决钧瓷是姓宋还是姓明的问题,最起码是为钧瓷这个传统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资料。做钧瓷史研究要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宋、金、元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人口状态都是我们所研究对象,钧瓷生产与社会状态是相辅相成的,把钧官窑放到社会的大环境里去研究,才能更加接近实际,为民众以及专家、学者所接受,我们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临别时,耿老坚持要送我们,望着这位世纪老人,我不禁感叹,耿老对钧瓷及钧瓷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站在钧瓷学界的山巅,守望者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作为后来者,耿老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钧窑文化之路不断探索、前行!(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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